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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一位偉大人物

          時間:2013-11-05 21:52:47編輯:中國紅故事

            我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那生氣勃勃的革命精神,卻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在我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就在延安的黃士廣場上聆聽過這位革命家的教誨。而此后十幾年卻無緣看到他。解放戰爭后期,我隨部隊轉戰華北,那是戰斗正酣的時節,作為下層干部,卻不知黨中央就在身邊。 
           
            終于,一個難忘的日子到來了。 
           
            那是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文代會正在進行。全國文藝界的代表們,正喜氣洋洋地坐在懷仁堂里,聚精會神地聆聽周總理作報告。報告講到第三部分《為總路線而奮斗的文藝工作者的任務》。那時時興站著講話,周總理是站著講的。他手頭有個稿子,但并不照著稿子念,而是講得生動活潑,不斷引起一陣陣的笑聲和掌聲。代表們的臉上充滿幸福和喜悅之情。 
           
            我坐在前十幾排的位子上,正聽得入神,忽然心里怦怦地跳起來,總理講到如下一段: 
           
            “……所以,我們就是要寫工農兵中的優秀人物,寫他們中間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寫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就是這種類型的歌頌。它感動了千百萬讀者,鼓舞了前方的戰士。我們就是要刻畫這些典型人物來推動社會前進。同時,我們的理想主義,應該是現實主義的理想主義;我們的現實主義,是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結合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周總理講到這里,面向臺下問: 
           
            “哪一位是魏巍同志?請站起來,我要認識一下這位朋友。” 
           
            那時我才30歲多一點兒,意外地聽到這話,未免有些慌張,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來。 
           
            “你過去在哪里工作?”他面向著我問。 
           
            我匆匆地回答了一句,便連忙坐下了。實際上我只不過站起了半個身子。 
           
            總理笑著點了點頭,又繼續他的講話。 
           
            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崇高的鼓勵,也是總理對文藝工作者熱心關懷的一個例證。 
           
            從1954年起,我一連三屆被選為全國的人大代表,和總理的接近就多起來了。在“文革”以前的十多年中,我常常參加總理召開的各種報告會、座談會和文藝界的集會。有時是在紫光閣,有時是在懷仁堂,有時是在新僑飯店、北京飯店,有時是在青年藝術劇院。總理的正式報告鄭重些,而小型的會議則很隨便。記得有一次在青年藝術劇院,他披著大衣坐在那里,談笑風生,講得很輕松。談到某項工作有關的問題,便問××同志來了沒有?下面便回答來了。會場顯得很活躍。總理的這種工作方法,使得一些問題及時地得到解決;一些偏向及時地得到糾正。 
           
            總理的講話內容很豐富。除了國內外的重大問題,常常講到文藝問題。講文藝問題時,又常常談到如何做一個革命者,如何做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等有關世界觀的問題。他的話溫暖而親切,如春風細雨,滴滴入土。仿佛他不是“首長”,而是一位“兄長”。應該說,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以及比我們年長的老一代知識分子在世界觀的熏陶中,是受了他巨大而深刻的影響的。 
           
            我記得,有一次在講到如何做一個革命者的問題上,他講了極為精辟的話。他說,做一個好的革命者要樹立起四個觀點:第一是革命觀點,第二是階級觀點,第三是群眾觀點,第四是辯證唯物主義觀點。這無疑是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最扼要的概括。總理沒有專門寫過論修養的書,我看這四句話就是共產黨員和革命者在世界觀上最完備的教科書了。現在有一種很不好的偏向,就是輕視和模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甚至還有專文來批判階級觀點。階級斗爭擴大化是錯誤的,但它與階級觀點是兩回事,絕不能混為一談。如果離開階級觀點,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 
           
            在公與私--也就是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上,常常糾纏不清。直到今天,仍有人公開為個人主義辯護,甚至以批判林則徐的“無欲則剛”為名,來批判“大公無私”,認為個人私欲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我認為周總理對這個問題講得是很清楚的。他把人的精神境界分為四個層次:第一類是公而忘私,第二類是先公后私,第三類是半公半私,第四類是自私自利。他認為一個革命者應當追求高的境界。他對雷鋒的題詞就是“公而忘私”。但是“大公無私”和“公而忘私”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因而又提出“先公后私”。1963年在文化藝術工作者春節聯歡會上的講話中,他提出過“五關”(思想關、政治關、生活關、家庭關、社會關)的問題。在講到過“生活關”時,他異常熱情地稱贊了雷鋒,并說:“雷鋒日記反映了全心全意為集體的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日記體文學。過生活關就是要全心全意為集體,要求我們先公后私,有時公而忘私。”總理沒有半句講到個人主義、自私自利是合理的。  至于說到世界觀的改造,總理真是苦口婆心,不知道講過多少次了。“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句,我就不知道聽了多少遍。這是總理一生很牢固的觀念,很重要的思想。他認為,“每個人都要改造,舊社會來的人要改造,新社會長大的也要改造,因為社會里仍存在舊的東西,如果自己不堅定,沒有防疫力量,就仍會受到舊思想的傳染和影響,所以也要改造。尤其是文藝工作者,作為靈魂工程師,要使人們在藝術欣賞里得到鼓舞,受到激勵,奮發起來,就必須掌握最好的思想工具和藝術工具。因此要改造自己,長期改造。”總理所說的改造,并不是專對知識分子,而首先是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員。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生活在一個社會里,不能不受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習慣勢力的影響,而且還有封建的影響。所以,無產階級、共產黨要不斷地消除自己隊伍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把舊的東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別人。”可見總理對黨內外以及知識分子世界觀的改造是多么地重視!而這一工作由于廣大知識分子的自覺進行,是收到了巨大成果的。可是曾幾何時,不知為什么,很少有人提到“改造”了,好象“思想改造”是一個令人忌諱的詞。現在黨內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發展得這樣嚴重,不是很令人深思的嗎? 
           
            1965年夏,越南戰爭升級,美國侵略者開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這時,巴金同志和我作為第一批中國作家派赴越南訪問。當時在作家協會負責的劉白羽同志,多次向我提及,這是周總理親自指定的。秋末,我自越南歸來,我的訪越通訊還未寫完,“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從此,我失去了自由,也就沒有再見到總理。 
           
            總理得了重病的消息,使全國人民深感不安。我偶爾在報紙上看到他憔悴的面容,真是優心如焚。總理逝世時,我正在天津,因此沒有同總理再見上一面。但是那幾天我一看到報紙和《參考消息》,眼淚就傾流不止,不能自已。后來我回到北京,參加了總理的追悼會。開始我強烈地抑制著悲痛,還比較鎮靜,可是在送靈車馳往八寶山的時候,我卻再也抑制不住,十里長街有多么長,我的淚也灑了多么長。 
           
            1976年的清明是不尋常的日子。在臨近清明節的幾天里,我的精神處于一種作戰前的昂奮狀態。我決定不顧一切禁令,一連三天都到了天安門前。在那花海人潮中,我自感有責任和義務去充當一朵小小的浪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座上我讓女兒貼上了自己的詩句。我覺得不如此就不足以表達我對這位偉大人物的情懷。 
           
            毫無疑問,周恩來是中國近代史上(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光輝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生前一再說,世界上沒有完人,沒有不存在缺點的人,但是相對來說,他確實是一個比較完美的典型。他,沒有私心,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既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又有高尚品德和寬廣胸懷。他為一個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所造就,又同他一向重視自我改造不可分。我們黨擁有這樣的人物,實在是我們黨和中華民族的驕傲。 
           
            太陽落了山,余光漸漸消退;而一個偉大人物的精神財富,卻可以長留人間。如果我們愿意中華騰飛,愿意共產主義事業蓬勃發展,我們便應當認真學習這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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