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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與黃埔軍校不得不說的故事

          時間:2021-05-26 01:12:47編輯:中國紅故事

          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是我國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幫助下,孫中山親自創辦的軍事政治學校。孫中山為該校建構了愛國、革命、忠于黨、不怕犧牲,英勇奮斗,為實現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理想信念,救國救民的黃埔精神,為國家培養了大量棟梁之才,為國民革命,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造就革命軍隊的未來軍官

           

          黃埔軍校大門

          孫中山親自創辦的廣州黃埔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產物,是孫中山為了反帝反封建軍閥,北伐統一中國而創建的新型軍事政治學校。該校從1924年6月開辦,至1928年3月,遷往南京,易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在不到4年時間內,據人統計,第一期至第四期畢業的學生就有4981人。他們來自全國26省,并有朝鮮、越南、新加坡等國的革命青年前來學習。不少師生成了國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中的核心和骨干。

          黃埔軍校是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支援下建立的新型軍事政治學校,它的培養目標是為“國民革命訓練指揮干部”。正如孫中山所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按照蘇聯式樣建立一支軍隊,準備好北伐的根據地。”孫中山說“按照蘇聯式樣”,并不僅僅是希望看到一支按照紅軍的組織原則建立起來的,遵循紅軍戰術思想的革命軍隊,重要的是力求使革命軍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質,組建一支救國救民的統一戰線的軍隊,造就革命軍隊的未來軍官 。在蘇聯軍事顧問,以及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黃埔軍校的學生不僅具有愛國、革命,救國,救民,服從黨指揮的政治理念,也學到蘇聯紅軍的軍事技能,具有軍事學問和治國理念。

           

          油畫:孫中山巡視黃埔軍校

          正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蘇聯援助國民黨的第一批軍事顧問波里亞克、格爾曼、捷列沙托夫、斯莫連采夫、切列潘諾夫等人就到達廣州,孫中山還聘請鮑羅庭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的政治顧問。孫中山說,建立黃埔軍校就是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造就一支有理想的革命軍作為國民革命的基礎。在蘇聯軍事顧問,以及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黃埔建校后培養的學生不僅要具有軍事技能,更重要的是學生要具有較高政治素質和有決心為實現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英勇奮斗和獻身的精神。黃埔軍校以“親愛精神”作為校訓,是為實現孫中山手創之三民主義的革命軍校,也是孫中山遺留給中國人民的軍事遺產。正如當時報界所強調指出的,“本校軍人誓死力擁革命政策,實行本黨政綱”。到軍校學習的青年“都是一樣的受壓迫、受痛苦”。他們應該“相親相愛,團結起來,聯合起來,打倒殘民的軍閥!”“打倒勾結軍閥的洋鬼子。”

          軍校開辦期間,1924年10月,廣州地區就發生了商團叛變事件。軍校師生執行孫中山的命令,參與平定了商團叛亂,首次樹立了黃埔軍校的軍威。1925年1月,盤踞東江的軍閥陳炯明趁孫中山北上,商談國是,與買辦商人、北洋軍閥相勾結,企圖進攻廣州,形勢危急。1月30日,廣東革命政府決定由粵軍、滇軍和建國軍組成聯軍,分三路東征。軍校師生和教導團組成的援軍,人數不過3000人,擔任右翼與粵軍共同作戰。黃埔軍校師生在戰斗中屢立戰功。在兩個月之間,取得第一次東征勝利。4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第77次會議,通過廖仲愷提出建立黨軍案,以黃埔軍的兩個教導團為基礎,建立了 國民黨“黨軍”。 6月,滇系軍閥楊希閔和桂系軍閥劉震寰發動叛亂,占領廣州。東征軍迅速回師平亂,留校的黃埔入伍生也配合作戰,一周之內,平定了楊劉叛亂,光復了廣州。1925年6月,香港和廣州沙面工人舉行反帝大罷工,黃埔軍校師生積極支持工人的斗爭,投入反帝斗爭。在1926年7月北伐開始前,黃埔軍校師生參加第二次東征,對統一廣東、鞏固廣東民主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誠如中共黨員惲代英所說:“中國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黃埔’,青年幾乎沒有人不希冀能預做一個‘黃埔 ’的學生。‘黃埔’是新中國的建造者,‘黃埔’的學生人人都預備犧牲他們的精力生命,為被壓迫的中國四萬萬人殺開一條血路。”所以他們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愛國戰士:他們的勝利,“是中國全民族的勝利。” 蘇俄指派來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組織軍校的顧問鮑羅庭也指出:“中國的國民革命必須為工農群眾,加以小資產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及革命軍之協力合作,在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下,并與世界革命運動密切聯合之革命,方能成功。”他說:“黃埔學校為孫中山先生遺跡之精粹,黃埔學生必須保衛此遺產而專貢獻于革命。”

          蔣介石在日記中說:黃埔軍校的生活十分困難。

          我于(1924年)四月二十一日到廣州,三十六日入校視事,積極籌畫,到五月五日,第一總隊學生進校,時間非常倉卒,又投考學生在廣州者一千二百多,在上海者五百名,因此為愛才起見,及增學額五百五十名,較原預算幾多一倍;至今日第二總隊學生又進校,合計學生一千二百名,連教職員多至一千五百六十名,較原預算多至四倍以上;校舍不敷,欲擴充,又為地域所限,乃分住省城講武與海軍校舊址,以致管教都不方便,生活一切,十分困難,實屬無法可想。務以耐凍、耐餓、耐熱、耐痛,振起強毅精神,便什么都不怕矣。十一日,總理令新軍改稱黨軍,并任公為軍事秘書。十三日,總理為召開國民會議,啟程北上,午過黃埔,入軍校周視一過,檢閱學生演習戰術實施,閱畢,謂公曰:“嗟乎!本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斗,如此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行本黨主義,今我可以死矣!言已,不勝悽嘆!公聞之,駭痛無已!

          由此可見,黃埔軍校創造時,正如校長蔣介石所記述,不僅校舍不足,連學生的吃穿都很成問題,但由于軍校的成立凝聚著國共兩黨,中蘇兩國,共產國際代表的心力,由于他們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難,把黃埔軍校辦得有聲有色,培養了近代中國第一批革命軍人,盡管后來軍校的“領導人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們卻在同一個院墻里為中國革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軍校展覽室陳列的孫中山廖仲愷蔣介石像

          黃埔軍校的學生之所以成為革命軍的骨干,自覺立志擔負起救國救民與建設新國家的重任,為國家建功立業,并凝聚有理想、有信仰、有奮斗和犧牲精神的革命青年一起奮斗,這與孫中山的教導和確立的辦校方針有密切的關系。黃埔軍校是孫中山親自創辦的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的師生也以實際行動,堅決執行孫中山辦校的宗旨,努力實現孫中山為黃埔軍校建構的愛國、革命、救國救民、不怕犧牲,英勇奮斗的精神,這就為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革命軍人要有救國救民的精神

           

          開學典禮徽章

          據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馬林說,共產國際為了同孫中山的國民黨建立聯系,1921年12月他親自帶著張太雷由上海經湖南,沿內地到孫中山設于桂林的大本營去。并同國民黨在廣州的領袖建立進一步的聯系。馬林說,從長沙沒有火車或船只到桂林,他與張太雷穿過中國無數的鄉村和小鎮,走了13天,12月23日才到孫中山的駐地。在桂林馬林作為孫中山的客人停留了兩星期(也有說在桂林停留9天),與孫中山進行三次交談,主要是談國共兩黨建立聯合戰線、國際形勢以及中蘇美系等問題。 馬林向孫中山建議:

          (一)組成一個能聯合各革命階級,尤其是工農大眾的黨。

          (二)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裝,應建立一所軍官學校。

          孫中山從馬林那里得知蘇俄的政情,“心焉向往,聯俄之義以起”,黃埔建軍校也成為他的既定方針。

           

          孫中山

          關于建軍的思想,孫中山前后有很大的變化,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只利用會黨(也稱為洪門)的力量革命,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之前,他主要是利用清朝的新軍和地方民軍。孫中山有改造新軍和民軍為革命建國服務的思想。可是1917年護法運動開始,他三次在廣州建立軍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是利用西南軍閥的軍隊,希望這些軍閥勢力能為統一中國和保衛主權效勞,但都不成功。馬林訪問桂林之前,他對集中桂林準備北伐的粵、滇、贛軍發表演說。他這次演說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將這些地方實力派、軍閥操控的武裝勢力改造為跟他一起北伐打倒北洋軍閥,統一中國的救國救民的革命軍隊。所以,他對集中桂林準備北伐的粵、滇、贛軍將士很強調“精神教育”。

          何謂精神?孫中山說:“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在中國學者,亦恒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他說:“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必非人類,人類而失精神,也不是完全獨立之人。然而,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輕視精神,這是錯誤的看法,“自余觀之,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中國“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須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即為現在軍人之精神。”而現在軍人的智、仁、勇三者,則為軍人精神之要素。能發揚這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

          “智”,就是要有知識、聰明有智慧,學會“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

          “仁”,“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之博愛”,“博愛云者,為公愛而非私愛”。仁之種類有“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國之仁”。“共和國之軍人”,“以救國救民為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國與民弱且貪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

          “勇”,即“一往無前”、“臨事不避”。孫中山說:最流通之用語就是“不怕”二字。孔子有云:“勇者不懼”,“即為勇之特征”。“勇”有大勇、小勇。“而軍人之勇,是在乎成仁取義”,“為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大勇”,才是“真正軍人之勇”。所以,軍人之勇在于“長技能”、“明生死”。“長技能”就是學會新的戰術,能耐勞、吃苦。“明生死”,就是“既為軍人,不宜畏死,畏死則勿為軍人”。“軍人之為國家效死,死重如泰山。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乎自擇!”“明生死就能鼓其勇氣,從事革命事業”,“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

          然后,孫中山就強調,每個軍人都要有決心,不成功便成仁。他說:“軍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國家之責任,改造國家者,質言之,即造成新世界,于破壞之后,加以建設之謂。”負此責任,全在我們的決心,決心于何見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擔保也。”“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則同拼一死,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亦不失為殺身成仁之志士。雖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鴻毛之別。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則為死重于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 在桂林軍政學界七十六團體歡迎會上孫中山又發表演說指出:“三民主義便是民國的精神”,是做成“新世界的工具”,希望“各界提起精神來,一齊同心協力建設這個新世界的新中國。”

          早在1899年12月,梁啟超就寫過一篇“中國魂安在乎”的文章,“魂”即精神,“民族魂”、“國魂”指的即是“民族精神”、“國家精神”。梁啟超說:日本有“所謂日本魂者,有所謂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之于四萬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為此懼。”“吾中國向來薄視軍士,其兵卒不啻奴隸,則謂從軍苦也固宜”,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缺乏尚武之風。“尚武之風,由人民之愛國心與自愛心,兩者和合而成也。”可是“今中國之有兵也,所以鈐制其民也。奪民之性命財產,私為己有,懼民之知之而覆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亦如草芥。……無魂之兵者,猶無兵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 梁啟超是文化人,但他很重視樹立軍人的愛國和自愛精神,并指出:“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這是他將清政府的軍人缺乏為保衛國家和民族的權利而斗爭的精神,造成國家有兵等于無兵被列強侵略,欺凌、掠奪和奴役而發出的感慨。

           

          《中國的兵》書影,中華書局2005年版

          著名歷史學家雷海宗著有《中國的兵》著作,他在一篇《無兵的文化》文中指出:因為中國缺乏兵的文化,所以近代以來吃了虧。他說:

          秦以上為自主自動的歷史,人民能當兵,肯當兵,對國家負責任。秦以下人民不能當兵,不肯當兵,對國家不負責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

          因為秦以上為動的歷史,秦以下為靜的歷史,只有治亂騷動,沒有本質的變化。在固定的環境之后,輪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演來演去總是同一出戲,大致可說是漢史的循環發展。這樣一個完全消極的變化,主要特征就是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沒有國民,也就是說沒有政治生活。簡單說來可稱它為“無兵的文化”。

          雷先生說:“盛世的文官重于武官”,“盛世是皇帝一人的武力專政,最高的軍權操于一手……皇帝是大軍閥,實力雄厚,各地的小軍閥不敢不從命。”“而亂世中央的大武力消滅,離心力必然產生許多各地的小武力。”“中央的軍隊衰弱,甚至消滅;有力的都是各地軍閥的私軍。” “最近一百年來侵入中國的武力與文化屬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與組織遠勝于五胡,文化也遠較佛教為積極。兩種強力并于一身向中國進攻”。所以,我們能救中國的還是中國的文化,“西洋文化中國不妨盡量吸收,實際也不得不吸收”, 但救中國的首先是中國人要有自治力,其次就是提高國民的覺醒,發展軍事和文化,用文武兩種力量兼用,不僅可以抵抗外族的侵略能力,中華民族也具有復興的新養料。雷海宗的文章說明中國皇帝以及各時期統治者與軍閥勢力的關系,也陳述近代以來西方用武力和文化勢力,兼施侵略中國的情況,中國沒有被列強國家消滅是因為中國雖沒有兵的文化,但有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的覺醒,所以,他強調只要中國的語言文字不失掉,西方勢力忘圖同化中國也很難,文化不至消滅,“民族必不至全亡”。

          在清末民初,為什么中國的文人志士那么重視對軍人和精神的研究?那是因為他們認為當時中國吃了虧,受人侵略和欺壓是因為缺乏一支有理想有精神的軍隊。有軍沒有精神等于無軍,有軍無思想無文化也等于無軍,學者呼吁為國立軍,并與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建設中國的軍隊,這些輿論對孫中山思想的轉變也有啟迪。所以,孫中山強調,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愛三者而已。” 革命是求進步的事,“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 我們要人類和國家的進步,便不能不革命,但革命不能專恃物質,“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生也。” 孫中山為了建設一支忠于他的三民主義,救國救民的軍校和軍隊,特別重視對于革命軍人精神的構建,這是他總結革命過程中的教訓而產生的思想進步。

          1924年1月27日,還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孫中山就開始系統演講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演講中,他強調:“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復民族的精神。”

          1924年1月30日,國民黨“一大”會議閉幕。2月4日孫中山便發布命令將國立高等師范、廣東法科大學、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并改為國立廣東大學,并派鄒魯為籌備主任。6日,又決定成立黃埔軍校籌備處,并指派蔣介石、廖仲愷主持籌備處工作。從2月8日至5月8日,黃埔軍校籌備處共開會32次,說明他們很忙,很重視軍校的創建。2月12日,孫中山在南北統一紀念日慶祝會上講話又強調:辛亥革命之初,“其時諸君個個心理上的均非常之熱,責任也非常之重,均愿犧牲性命,陶鑄共和,拋擲頭顱,推翻帝制。結果卒至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廣州,繼而武漢起義,不旬日而各省響應,清帝退位,南北統一。當時成功,又如何是之易。乃南北已經統一,中國因爭權利者幾年,互爭黨見者幾年,互爭地盤者又幾年,至于今日時局四分五裂,談起革命事業為后世詬病。抑何前后大相徑庭,至于此極?推原其故,在于當時人人只知革命應盡義務,勇往直前奮斗,故小小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廣州。今日人人心理皆有發財升官思想,故極十余萬之大兵不能收復惠州。前后得失,瞭如燭照。此后諸君因革命奮斗,當犧牲權利,革去私心,時存國家觀念,改良政治,則民國前途之幸。”

          由此可見,孫中山總結以前革命經驗教訓,以及軍閥和地方武裝勢力等野心家為爭權奪利的私欲、私心使中國四分五裂的情況,終于形成建立一支為救國、救民、救世的革命軍隊所應具有的精神和擔負的歷史使命,便為黃埔軍校培養軍事、政治人才確立了目標,這是孫中山的重大貢獻,也為黃埔軍校的成功和名傳海內外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孫中山為黃埔軍官學校題寫訓詞

          1924年6月16日,黃埔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正式開學。孫中山為黃埔軍官學校題寫訓詞:

          三民主義 吾黨所宗

          以建民國 以進大同

          咨爾多士 為民前鋒

          夙夜匪懈 主義是從

          矢勤矢勇 必信必忠

          一心一愿 貫徹始終

          校長蔣介石題寫校訓,“親愛精誠”,廖仲愷題寫“先烈之血 主義之花”、周恩來題寫“革命”。

          就這樣,在共產國際、蘇聯軍事顧問的支持,以及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的軍事政治學校創立,它培養了大量的軍事政治人才,為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國民革命,以及統一中國建立了輝煌的戰功,留下一筆重要的精神遺產。

          這支軍隊必須具有真正人民的性質

          孫中山把黃埔軍校開學的日子定在6月16日,這一天是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落難廣州兩周年的日子。孫中山選定這一天作為黃埔軍校開學的日子,李玉貞女士說,孫中山有報“一箭之仇”的意蘊。 但更重要的意義則是孫中山向中國和世界宣示,從此像陳炯明那樣的野心家掌控的軍隊為私人權力濫用軍力的情況再不復返。中國國民革命有了自己的革命學校,有了自己建造為三民主義而戰的革命軍,便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命運。所以他非常重視黃埔軍校的開學典禮。他不僅親自主持軍校的開學典禮,還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軍校各部負責人隆重與會。鮑羅庭和一些蘇聯顧問也來參加。孫中山曾說過:“我們首要的任務是按照蘇聯模式建立一支軍隊,準備好北伐的根據地。”這支軍隊一定要“遵循紅軍戰術思想”,“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質”。

          隨后,孫中山又任命蘇聯的切列潘諾夫、杰列沙托夫和波利亞克為黃埔軍校的軍事顧問。按照軍校籌委會的決定,全校員生都應當加入中國國民黨,所以黃埔軍校建立的軍隊是“當之無愧”的黨軍。

           

          孫中山與宋慶齡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上。

          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上,孫中山作了重要的演說,首先他指出為什么要開辦這所學校。他說:“我們革命,只在內對付一個很衰弱的政府;俄國革命,在內要對付一個威權很大的政府,在外還要對付全世界的列強。”可是俄國還能夠在六年之內,革命取得徹底成功,我們革命的時間比俄要長一半,但俄國革命取得成功,我們不能成功,當中的原因是俄國革命成功后,便馬上組織革命軍,而“由于我們的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斗,沒有革命軍的奮斗;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成功。”今天要開這個學校,“就是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然后,孫中山便強調什么叫革命軍,革命軍首先要明白革命的主義“要從自己的方寸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樹立革命的志氣,“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的來革命,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 他說,做革命軍除了革命的意志,不怕犧牲,努力奮斗外,還要有高深的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可見,孫中山創建軍校的目的是為了組建一支革命軍隊,堅負救國救民的責任,要求軍人要用先烈做標準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要發揚革命先烈的精神,維護共和、消滅貪暴無道的軍閥。孫中山說:只要我們“有這種理想上的革命者,我們的革命便可以大功告成,中國便可以挽救,四萬萬人便不至滅亡。”

           

          黃埔軍校畢業證書

          1924年10月25日,馮玉祥在北京政變成功后舉行政治軍事會議,決定電請孫中山北上商談國是。11月2日,孫中山任命胡漢民為廣東革命政府的留守,任命譚延闿為北伐聯軍總司令,他決定北上。11月3日,孫中山到黃埔軍校辭別,并作演說論述北上的目的。他強調,無論是文學生或武學生都要懂政治,“政”者眾人之事也。“治”者管理眾人之事也。管理眾人的事,就是“政治”,換而言之,管理人的事,就是管理國家的事。“中國革命,十三年都是不成功,你們黃埔的武學生,都是從各省不遠數萬里或者數千里而來,到這個革命學校來求學,對于革命都是有很大希望,很大抱負;廣大的文學生,今日也是不遠數十里到黃埔來聽革命的演說,研究革命的方法,對于革命的前途,也當然是很希望成功的。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內來。“凡是黨內的紀律,大家都要遵守;黨內的命令,大家都要服從。全黨運動,一致進行,只全黨有自由,個人不能自由,然后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

           

          孫中山的簽名

          綜上述可見,孫中山對于黃埔軍校學生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期待通過黃埔軍校培養的學生懂政治,聽從黨指揮,能將他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作為理想目標,肩負救國救民,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為達到國民革命成功的目的,他為黃埔軍校建構了培養目標,確立愛國、革命、全心為公、不怕犧牲、英勇奮斗、救國救民、懂政治有高深學問,實現黨指揮槍,完成國民革命,統一中國的歷史使命。這就從根本上把革命軍與舊軍閥作了區分。革命的軍隊要聽從黨的指揮,要全心全意為救國救民效命,要改變為野心家、為私人謀權益的惡習。可見,孫中山為黃埔軍校建構的愛國、革命、不怕犧牲,一心為公,救國救民的“黃埔精神”,不僅是指導國民革命、維護國家主權、保衛人民和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也為結束近代中國的軍閥割據勢力,統一軍權、政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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