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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偉人孫中山:事跡與思想

          時間:2012-02-08 09:59:17編輯:中國紅故事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世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這是孫中山領導的。他首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物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一、孫中山名字之由來

          二十世紀是一個滄海桑田的時代,在中國更是百年銳于千載。作為本世紀三個偉人之一的孫中山,站在時代的起跑線上,以其卓越的洞察力和“愈挫愈奮”的精神,帶領中國人民掙脫封建的羈縻,跑出了向現代社會進發的第一棒。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幼名帝象,號日新,字明德,后改號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孫中山”之名既由此而來。

          孫中山出生貧寒,六歲時便開始參加勞動。12歲時,前往檀香山投奔哥哥孫眉,在英美教會學校接受了五年教育,初步了解了歐美的科學文化知識和部分資本主義民主思想。回國后,1886年在香港學醫,1892年畢業。在香港讀書期間,比較系統地涉獵了西方政治、軍事、歷史、物理、農學知識,當然還有醫學等現代的學科,尤其喜愛讀《法國大革命史》和《物種起源》這類書。課余時間,孫中山進修中文,獨好“三代二漢之文”。孫中山和當時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同,他最先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而非中國的經學,走了一條由西學至中學的路。這一點,對孫中山的人生歷程和思想有極大的影響。

          二、政治生涯三階段

          孫中山的政治生涯可分為三個階段:從1894年成立檀香山興中會開始到1911年清政府倒臺,為打倒滿清封建王朝時期。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至1922年6月陳炯明炮轟總統府,為保衛真正的中華民國而奮斗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孫中山組織了倒袁的“二次革命”,以及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反北洋北京政權的“護法戰爭”。為了更好地團結力量,1914年6月,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孫中山任總理。1919年10月,“以鞏固共和,實現三民主義為宗旨。”又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開始率兵北伐。

          1922年6月到1925年3月,為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時期。

          1922年,孫中山開始與蘇俄接觸,1923年1月和蘇聯代表越飛聯名發表《孫文越飛宣言》,表示互相支持,中國可以依賴蘇俄援助,蘇俄則宣布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蘇俄放棄帝俄在華的不平等條約。聯俄政策已定。

          1923年1月至1924年,孫中山再度改組國民黨,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其中的《一大宣言》體現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會議實現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11月,北京政局發生了變化,同情革命的馮玉祥暫時控制了北京的局勢,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孫為擴大革命的影響,決定北上,提出以召開“國民會議”的形式解決國事問題,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掃除外國在華勢力的口號。孫中山途徑香港、上海、日本、天津,只要可能孫中山就竭力宣傳其主張。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國民會議運動”。途中孫中山肝病發作,抱病北上,1925年3月1 2日在北京逝世。

          三、“振興中華”的理論思考:三民主義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集中體現了他為“振興中華”所作的理論思考。1903年,孫中山在為東京軍事訓練班所寫的訓詞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民主義的基本內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05年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把孫中山的思想歸納成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大主義。在實踐的磨礪過程中,三民主義的內容有補充更改,但是,它的基本框架變化不大。三民主義理論比較徹底地揭示了中國社會基本矛盾,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成為當時社會最先進的、最有戰斗力的思想。

          孫中山在他的遺囑中這樣寫道:“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為此目的,孫中同牢牢把握著時代主題。外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清朝封建的異族統治,使民族矛盾居于最突出的地位。但是,憑著對世界的了解,孫中山清楚他所面臨的任務遠遠超出民族主義的范疇:政治制度的重建,經濟體系的創立,以及國民素質的培養,同樣是刻不容緩的,只有這樣,才能振興中華,才能使中國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事跡和思想之一:民族自決辛亥革命中尋求英國援助落空

          孫中山強烈的民族危機感來自于外來侵略。他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大聲疾呼:“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所以,“物集會眾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華”。但他把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庸奴誤國”。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期間,武裝反清與尋求各國政府的支持是同時并進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漂泊海外十六年的孫中山聞知國內的情況后,以為目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外交上得到各國的支持尤為重要。他估計美國、法國會同情中國革命;德、俄兩國則持反對態度;日本人民支持而政府反對;英國人民贊同而政府態度猶豫。因此,他決定前往英國游說該政府,以為如果能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日本就不能危害中國了。于是,他先后去了紐約和倫敦,與英美金融界、外交部接觸,中心意圖是:一、經濟上斷絕對清的援助;二、與各國商洽借款;三、希望給予日本壓力,使之不再援助清庭。但是各國以各種借口拒絕了孫中山的要求。于是,孫中山只有兩手空空地回到祖國。

          盡管孫中山一生不斷地尋求西方的支持,但是,他幾乎從沒有得到過英、美、日等國官方的正式資助。相反,他的政治對手,從袁世凱到段祺瑞卻能從外國人的錢袋里掏出錢來。


          反帝思想的形成

          事實讓孫中山明確了以下幾點:

          第一,帝國主義的強大,是建筑在對殖民地掠奪的基礎上的。1917年由他授意,朱執信執筆的《中國存亡問題》一文,對此曾作深刻的闡述。他以為英國的殖民政策先后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殖民政策“無異蜂之取蜜,所志者在吸其精華,以益本國”。第二階段,則是力圖讓母國與殖民地經濟一體化,殖民地成為英國的原料供應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在必要的時候不惜以殖民地為犧牲品,作為交換利益的誘耳。

          其次,他指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危害了中國的主權,就嚴格意義而言,中國只是一個“半獨立”的國家。滿清出賣的主權,始終沒有被收回。如今租界的存在、海關權的喪失、治外法權的操諸他人,無不說明此問題。他希望“恢復我國家以前一切喪失土地和主權”,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

          其三,他領悟到軍閥控制中央政權,帝國主義左右軍閥是目前中國政治的真實情況。1921年,他致信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信中指出:“列強仍然在政治上和財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軍閥。其中有一個是過去的胡匪頭子,叫作張作霖。他名義上是滿洲軍隊的統帥和督軍,但實際上是北京‘政府’所聽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卻又在一切重大的、與日本有關的事情上聽命于東京。因此,可以正確地斷言:在與日本切身利益有關的一切重大政策問題上,北京實際上是東京的工具。”

          作為一個被壓迫民族的領袖,孫中山出于愛國主義的本能,逐漸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高喊“反帝國主義”的口號,既是順理成章的,又是歷經痛苦的。他的覺悟,對于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民族自決”首先在于“民族自覺”

          孫中山“民族自決”的內容主要在于中華民族本身的崛起。以此來解釋孫中山在辛亥后宣布民族、民權主義均已實現,更為合乎邏輯,也更能說明問題。因此,他的“民族自決”更加強調“民族的自覺”。

          孫中山認為民族是由“自然力”造成的。它是由“血統”和民族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共同的風俗習慣五大要素構成。因此,共同的文化對于民族的發展至關重要,1919年,他在《三民主義》一文中指出,就歷史上民族形成,可分為三類:一、以血統宗教為范圍者;二、以語言、歷史、習尚、文字為歸者;三、以意志為歸者。其中,尤以第三者為最佳,比如瑞士合多民族為一家,出于愛自由、尚自治的共同愿望,為直接民權的實現而合為一體。這種形成的民族是最為優秀的,但是,中國雖然存在著諾大一個民族,卻沒有民族主義,即缺乏“民族之正義之精神”。他希望中華民族也如其他優秀民族一樣,擁有一種共同的、獨立的、向上的精神,作為民族的凝合劑,把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在此,他看到意識形態的作用,力圖塑造新型的民族精神和氛圍。孫中山的看法是有見地的,在“民族強盛”的概念中,國民素質決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內容,思想境界的高下和觀念意識的同一,反應了社會的精神面貌和社會的向心力的強弱。

          進而孫中山指出,失去民族獨立的中國,更應該牢牢地抓住民族主義不放。他比喻說:民族主義好比挑夫抬東西的竹杠,某天,挑夫買了一張彩票,彩票好比是世界主義。挑夫把彩票塞在竹杠里。后來,他發現自己中獎了,自以為可以不必再挑擔了,興高彩烈之余就把竹杠投入大海。事后猛醒,自覺扔掉的不僅僅是彩票,同時拋去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孫中山以為民族主義好比是竹杠,是我們的根本,千萬不能扔。

          “五四”運動后,各種思潮涌入中國。國家主義、世界主義、無政府主義、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紛至沓來。民族虛無主義在青年人中頗有市場,在思想界出現了矯枉過正的現象。孫中山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針對世界主義者攻擊民族主義者“過于狹隘”、“不是寬大的”說法,孫中山指出世界主義是“變象的帝國主義”。鼓吹世界主義的國家,他們用帝國主義的手段征服了其他民族后,為保持其地位,便鼓吹世界主義,要全世界的人民都服從于他們。所以,世界主義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一種,是為維護他們的利益的。不僅如此,只有在強權打破之后,世界上沒有野心家時,才可以提倡世界主義,不然,只會被侵略主義者利用。

          和以前不同的是,孫中山不再耿耿于西方的民族精神,轉而傾心于東方的文明。他以為東方的物質文明雖然不如西方,但是東方的精神文明,卻比西方高得多。西方文化他稱為“霸道”文化,具體表現為重物質、講功利,尤其喜愛以武力壓迫他人;東方文化為“王道”文化,主張順其自然,崇尚仁義和道德,對外主張和平相處,以正義和人道為原則,東方文化顯然比西方文化更合理、更有生命力。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人類的災難說明西方文化正日趨沒落,東方文化的“王道”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方向。

          孫中山對東方文化的青睞,不是出于敝帚自珍的心態,而是要借民族的精神作為凝固劑將“一盤散沙”的中國團結在一起。他認為:“我們四萬萬人有了民族的大團體,要抵抗外國人自然有辦法。現在所以沒有辦法的原因,是由于沒有團體。”他深切地感到“喚起民眾”的重要,同耐,又苦于沒有“喚起”之良方,只能另辟蹊徑。

          孫中山還認為一個國家的強盛,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起初的時候都是由于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孫中山對中國古代的倫理道德持肯定態度。他所說的民族固有的道德,包括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由于時代不同,他認為其中的內容可以有所變化,比如忠,可以將忠君改為忠于國家、忠于人民,但不可完全拋棄。另外,要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的智能。孫中山將《大學》和《中庸》視為古人留給我們的優秀的政治哲學,它“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這是一個十分精微的政治理論,是我國獨有的。但是,近幾百年來,中國人做不到修身、齊家、治國,結果是中國人“對于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最后,他對中國人民固有的創造發明的能力,很贊賞,要求喚起這種固有的能力。

          對日本的希望和失望

          在為民族的自由和富強奮斗的過程中,孫中山涉及到民族問題的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國際交往與國際關系。

          近代的東方與西方,立于不平等的地位。這種不平等是由實力的強弱決定的。孫中山作為弱小民族中的一員,對西方懷著一種極其矛盾的心理,而對東方各民族,抱著“血濃于水”的熱情。孫中山對日本尤其關注。

          孫中山投身革命后,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日本渡過的,他與日本朝野人士均有交往,并得到了日本友人的真誠幫助。日本的強大,曾經令孫中山信心大增,他以為在日本沒有覺醒以前,白種人壟斷了一切。近來日本人成為五強之一,說明膚色可以不同,但聰明才智卻沒有區別。直到晚年,孫中山在北上途中路過神戶,于1924年11月發表演說,對日本的發憤圖強仍是十分贊賞。他說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使亞洲各國和各民族生出一個大希望,其他國家的人民也將按照日本人的樣子從事于獨立斗爭。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了俄國,又極大地刺激了亞洲人,使之自信心大增,推動了亞洲人民爭取獨立的運動。他希望日本成為亞洲人民反對西方侵略的屏障。

          與此同時,孫中山逐漸認清了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1919年3月,朝鮮人民舉行了反日游行,慘遭日本帝國主義的鎮壓。孫中山聞訊十分氣憤。當時有一日本人與孫中山談話,該日本人對孫中山表示,不要把他僅僅視為日本人,而應該視他為亞細亞人。孫中山十分不客氣地說:“爾日本人非亞細亞人也”。“爾日本人為歐人使用而侵略吾亞細亞人者,焉得為亞細亞乎!爾日本人若欲以亞細亞人行世乎,則將滿洲權利與山東問題,早行還付中國,而許朝鮮之獨立”。指出只有在日本承認朝鮮獨立后,亞洲人民才能一掃對日本的疑慮和不安,東洋和平才能確實保證。孫中山十分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在國際關系中堅持“濟弱扶傾”的正義立場。

          蘇俄的感召: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

          孫中山的國際原則,因為蘇俄的出現而得到共鳴。1919年,蘇俄政府發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表示愿意放棄沙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并且建立旨在平等原則下的新的國家關系。孫中山得知后十分興奮,他說:“俄國革命以后,斯拉夫民族生出了什么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它開辟了公理戰勝強權的新時代。以后的戰爭“不是起于不同種之間,是起于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他指出蘇俄為弱小民族間的聯合樹立了楷模,被壓迫國家將會聯合起來,和那些強暴的國家拚一場。因此,在西方帝國主義孤立蘇俄之際,孫中山實行了聯俄的政策。

          在蘇俄精神的感召下,1924年1月6日,孫中山發表了《關于建立反帝聯合戰線宣言》,宣言指出:“帝國主義國家形成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不但為壓制中國自由運動及國民運動而奮斗,且亦為壓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運動及國民運動而奮斗”。帝國主義在中國與軍閥政客串通一氣買賣中國,幫助反革命派完成地方封建政治,壓制中國革命共同延長中國的內亂。他以事實說明,帝國主義是弱小民族興旺發達的最大障礙。號召“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中,我等當共同奮斗。反抗帝國主義國家之掠奪與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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