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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劉少奇夫婦兇手的下場

          時間:2013-11-09 20:24:13編輯:中國紅故事

             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將謝富治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那么,謝富治是如何從一位開國上將墮落為反革命集團主犯的…… 
            謝富治曾是開國上將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謝富治當時身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省政府主席、西南軍區副政委、云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工作重心已轉移到地方。時任解放軍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負責授銜工作的宋任窮在其回憶錄里說:“除了賽福鼎、烏蘭夫、謝富治、韋國清、葉飛、閻紅彥等少數幾個因情況特殊授予軍銜外,其他已轉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駐外大使,都沒有授予軍銜。” 
            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將謝富治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那么,謝富治是如何從一位開國上將墮落為反革命集團主犯的? 
           
          春風得意的謝富治 
            搶先批鄧“受重用” 
            謝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出身貧苦,當過木匠。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建國前曾任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司令員,為革命做出過貢獻。在人們眼中,他是一個誠實謙虛的人。1959年9月,謝富治調任公安部,接替羅瑞卿任公安部部長一直到1972年3月,是建國以來擔任此職最長的一位。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是謝富治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嚴厲指責了工作組犯了方向錯誤。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措辭十分激烈的講話,翌日更是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嚴厲指責劉少奇,并涉及到了鄧小平。這個彎子轉得太急了,大多數人思想不通。在分組討論的同時,中央政治局開了幾次生活會,批評劉、鄧二人。 
            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江青十分活躍,她策動一些人打頭陣向劉、鄧開炮。謝富治搶先放了“頭炮”,把靶子對準了鄧小平,誣陷鄧在全國解放以后變得越來越不尊重毛主席了。江青對謝富治的表現很滿意,高度稱贊謝“批得好”,并對陶鑄沒有把謝富治的發言列入會議簡報而只是小范圍印發極為不滿。此后,在“批鄧”中立了“功”的謝富治開始受到江青的重視,并受到“重用”。在這次會議上,謝富治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 
            據“文革”初期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將軍回憶說:剛開始時,謝富治還經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也不讓他參加。后來陳伯達對謝富治說:“江青同志批評你是愛護你,正說明你是個好同志。”有了陳伯達這句話,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讓謝富治參加了。謝富治還得意揚揚地將自己的經驗告訴了傅崇碧(謝富治此時還擔任著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對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雙手握。”傅崇碧聞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鄧問題上,傅崇碧曾勸過謝富治說:“過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領導,對你那樣好,你對鄧應該是了解的。鄧是上過毛選的。你批的這些問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謝富治的臉色立刻變得很難看,擺出老上級的架子說:“你沒聽說過的多著哩。” 
            在當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謝富治作了長篇發言,將劉、鄧的“問題”分為歷史和現實的兩個方面。鄧小平是謝重點批判的靶子,說:“鄧小平到北京工作后,發展得很壞。他的錯誤很多,最根本的一條是不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他不接近主席,對主席沒有感情、抵觸,以至反對毛澤東思想。什么‘形式主義’、‘庸俗化’等等反對學習主席著作的讕言,不少是從他那里來的。”謝富治還建議將被批者的錯誤在更大范圍內、起碼在縣團級范圍內公布和批判。謝富治的這一建議,實際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劉、鄧的運動推向全社會。一個多月后,張春橋就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動”,此后打倒劉、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涌向大街小巷。 
            從1967年起,由于謝富治的“突出”表現,他擔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并成為中央軍委的領導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軍委辦事組組長為黃永勝,副組長為吳法憲,成員有葉群、劉賢權、李天佑、李作鵬、李德生、邱會作、溫玉成、謝富治。1971年1月,謝富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據宋任窮回憶,康生曾經講過這樣的話:“大軍區的政治委員中,只有兩個人是好的,一個是南京軍區的政委張春橋,一個是北京軍區的政委謝富治。”康生的話反映了謝富治在林彪、江青兩大反革命集團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的報紙歷來是很講究排名順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革命》的報道中,謝富治在中央領導人的排名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登載的《毛主席同首都五十萬軍民歡度國慶》報道中,謝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登載的《毛主席同全國工人代表和首都軍民歡度國慶》報道說:“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李富春、陳云等人。自周恩來起到溫玉成,實際上就是“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的名單,謝富治的名次驟然上升到了第9位。
          王光美寄托哀思――應該每個人都會被感動吧! 
            反“二月逆流”的干將 
            在“文革”開始后林彪、江青一伙人迫害老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謝富治都非常賣力。1967年2月,謝富治參與制造了所謂“二月逆流”事件,企圖打倒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 
            從2月8日開始,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每兩三天召開一次。在2月11日的會上,葉劍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亂軍隊。徐向前也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謝富治插話說:“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伙誣陷迫害老干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一步進行了大義凜然的斗爭。這些老同志的正義抗爭,被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誣陷為“二月逆流”。當時在會上只有謝富治發言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辯護,這獲得了江青的歡心,她說:“謝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確路線’一邊的人,很難得。”這也使謝得到了毛澤東的好感,當毛澤東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3人“請假檢討”,并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他們進行批評時,謝富治成為找徐向前談話人之一。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懷仁堂開了7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以“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后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進行了圍攻、批斗,謝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評會”上緊跟張春橋,說老帥們:“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復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帥”、“三副(總理)”要么受沖擊,要么靠邊,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再加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已被打倒,朱德、陳云被排擠,劉伯承年老體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5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有謝富治一人。于是,經毛澤東同意,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黨的領導機構,名曰“中央文革碰頭會”。這個“中央文革碰頭會”實際上主持著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本來謝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是不能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為此江青向毛澤東提出,要謝富治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回答說:成員不擴大,可以經常列席文革小組會議。謝富治就這樣成為了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一員。這個“碰頭會”包括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加上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共計12人。謝富治是除了周恩來之外惟一一個國務院領導成員。 
            1967年4月上旬,軍委擴大會議在京舉行。謝富治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在11日的會上,徐向前對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近3個月來的工作進行了檢討。陳伯達首先對徐向前開了炮。謝富治接著上綱上線,說:“你徐向前的問題遠不止這些。”徐向前回答說:“富治同志啊,錯誤路線我都承認了,你還要怎樣啊!難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務嗎?” 
            1968年3月,林彪等人策劃了所謂的“楊、余、傅事件”。在這一事件中,謝富治成了“受害者”。3月24日晚,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駐京機關部隊1萬多人。林彪在會上講:“……最近從空軍中發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這顯然是林彪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誣陷之詞,謝富治與吳法憲成了“楊、余、傅事件”中的“受害者”。 
            當年10月13日至31日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從組織上完成了最后打倒劉少奇的手續及集中批判“二月逆流”。謝富治批判“二月逆流”不甘落后,說:“幾個老總講話矛頭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賓館煽風點火亂國,國務院李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兩個中心合流了。”“朱德同志從井岡山第一天起就反對毛主席。譚震林同志、朱德同志、陳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趕出軍隊。”“陳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參謀長。這些人都應該批判。” 
            謝富治還搶先對陳云“開炮”:“我們回想一下,陳云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三次叫他發言,他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后來不到一個月就作了黑報告反對主席、反對大躍進、反總路線。”“按陳云同志的報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樣子。劉、鄧搞反革命修正主義,朱德同志、陳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義的。‘二月逆流’那些人不死心,還要為他們服務。”謝富治最后總結說,“陳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劉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經濟小組,收拾殘局,就是搞修正主義,陳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賺錢、賣花布、炒肉片、高價商品。陳云同志一貫反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這些事情都要清算。” 
            謝富治的表現使他繼續得到重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決定由康生、張春橋、謝富治3人組成的小組負責領導。林彪事件發生后,謝富治繼續成為新的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  夫唱妻和批斗“走資派” 
            1967年8月15日,外事系統的造**派在王力、關鋒、戚本禹的策動下召開批判陳毅的預備會。會前,外交系統的一派在外交部門前舉行靜坐絕食,要求揪出陳毅,稱之為“安營扎寨”。周恩來幾次要謝富治去勸說學生們離開,以國家外交大局為重。謝富治來到現場,卻火上澆油地說:“你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我堅決支持你們!”這使得形勢進一步惡化。周恩來苦心婆心地勸說“造**派”不要打倒陳毅,要允許他改正錯誤。謝富治卻操縱會議,公開挑動群眾把陳毅搞臭。周恩來氣憤地當場質問謝富治:“把陳毅同志搞臭了,誰當外交部長,你謝富治來當?”但謝富治根本不予理睬。 
            批判陳毅的那天,周恩來因外事活動先離開,謝富治就坐在陳毅旁邊。造**派批判的口號越喊越響,有人跳上臺,抓住陳毅的襯衣舉手要打,謝富治對此卻無動于衷。坐在臺下的一位剛回國不久的駐外大使看不下去了,厲聲質問謝富治道:“謝富治你怎么不管!謝富治你怎么不管!”謝富治仍是裝聾作啞。那個動手者卻愣住了。警衛人員急忙過來,把陳毅攙到了后臺。這位大使氣憤地說:“本來我們是一個部隊的,謝富治太不像話了!” 
            后來(楊、余、傅事件之前)每次造**派批斗陳毅,周恩來都參加并讓傅崇碧也參加。有一次,造**派在人民大會堂批斗陳毅。陳毅問傅崇碧:“今天還有誰來了?”傅崇碧回答:“還有謝富治。”陳毅詼諧而真誠地說:“今天我請客,吃回鍋肉,吃飽了好接受批斗。”陳毅請謝、傅二人一起吃飯時坦率地說:“我陳毅,他們讓我檢討,我檢討了。他們非要我講,我就講。我不反對毛主席,毛主席過去在紅四軍前委,黨內斗爭把毛主席搞下去了,報告中央后,我感覺不對,是我把毛主席接回來的。我那時有錯誤,腦子里舊東西太多,但我不反對毛主席。”傅崇碧說:“你新的東西也不少,在軍內外、在老干部里威信很高。‘文革’把我也搞糊涂了,毛主席過去搞運動,清查、批評干部是有針對性的。現在把老家伙都打倒,我不理解。”當時的謝富治在一旁沒有說話,但后來他卻向江青告狀,說傅崇碧跟陳毅跑,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謝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現也影響了他的妻子劉湘屏。劉湘屏也是經歷過戰爭年代洗禮的干部,抗日戰爭時在太行山中幾乎是九死一生。她在“文革”中非常活躍,曾擔任過國務院衛生部部長。1967年8月19日,批判譚震林的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臨時有事離開,臨走時再三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來剛走,劉湘屏就跳上臺,直沖向譚震林。她曾在譚震林負責的農林口工作過,譚也算是她的老上級,但現在她聲嘶力竭,批判揭發譚震林鎮壓“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滿口污穢,捏造事實。她惡語囂張,講到“火藥味”最濃時,竟然掄臂打了譚震林兩記耳光。在她的帶動下,臺下幾個彪形大漢跳上臺來,將譚震林雙手擰后,搞“噴氣式”,拳打腳踢,大打出手,其中一個還將譚震林踩在腳下。譚震林后來向有關人士描述當時的心情:“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對我人格的侮辱!”在譚震林看來,一些不懂事的毛頭小子侮辱他,自己可以原諒;但對于劉湘屏這樣參加革命多年的同志,這樣侮辱自己,是無論如何不能原諒的。 炮制《公安六條》制造冤案 
            謝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統,他對公安系統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謝富治炮制了一個《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謝富治還“謙恭”地寫信給關鋒、王力、戚本禹、張春橋等人,說“因為我們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個像樣子的東西出來”,“千萬請你們幾位同志幫助寫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發布了《公安六條》。這個《公安六條》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據該文件規定,凡是攻擊毛澤東、林彪的,都是“現行反革命”,“以現行反革命論處”。而在實際工作中,又擴展到了凡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不滿的,也是“反動行為”,要“依法懲處”。謝富治起草的這個文件,不僅使人們不能對毛澤東和林彪有一句不滿的言行,而且也不能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有不滿的言行,稍有不滿便治以重罪。當批斗“走資派”開始成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紅衛兵不理解,組成了“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聯動”打出了“打倒謝富治”的口號,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6次沖進了公安部。謝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起了400多名“聯動”成員,投入獄中。他惡狠狠地說:“‘聯動’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將來我非槍斃他們幾個不可,要殺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謝富治制造了云南“趙健民特務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眾受到迫害,致使1.4萬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謝富治制造了內蒙古“內人黨”冤案。“內人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經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批準成立,大革命失敗后就已不復存在。但康生說:“軍隊內也有內人黨,這個問題很嚴重。”謝富治也附和說:“內人黨明里是共產黨,暗里是內人黨,要把它搞掉。”在這一冤案中,34.6萬余人受到誣陷,1.6萬人被迫害致死。 

            2月,上海師范學院專案組派出兩個人前往青海某監獄提審一個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親、叛徒文人姚蓬子的歷史。案犯詳細地交代了姚蓬子叛變和加入特務組織的情況,并寫了證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員蓋章時發現是有關姚文元父親的問題,認為他們是炮打姚文元、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便向青海公安廳報告,將兩個調查人禁閉起來。謝富治接到青海來電,大發雷霆,立即把同意調查的公安部副部長李震叫來訓了一通:“姚文元的父親,你敢隨便答應人家調查,你的膽量這樣大,你這個副部長還想當不當,你的腦袋還要不要?”而后謝富治又具體指示:這是一件嚴重的政治問題,是反革命的惡毒陰謀。兩個外調者被抓起來,用飛機送到北京。上海師范學院姚蓬子專案組被解散,有關人員被隔離審查。同時,將姚蓬子的材料用專柜封存,運四川檔案庫,規定未經部領導小組批準,任何人不得查閱。 
            7月,謝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調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歷史檔案。他對參加的工作人員說:“清檔是從檔案中查黨內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反革命罪行。”他們先后整理出誣陷朱德等14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錯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 
            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指出:“同年(按:1968年)十二月,謝富治制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的名單。” 
            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現一份不同尋常的傳單《中國共產黨非常中央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進行著的“文化大革命”,指出這是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經濟上、文化上對黨和國家的大破壞,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康生、江青在那里興風作浪,指出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為這些“左派”撐腰的是林彪。傳單惟一稱贊的是周恩來,說現在局勢所以還有一線可能挽救的希望,只是因為有日夜操勞的總理在苦撐大局。 
            這份傳單一在北京出現,立即驚動了中央文革小組和謝富治把持的公安部。謝富治如獲至寶,立即調集了公安部的專家破案。很快,11月24日便在天津破獲此案。寫信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廠的一個工人。他承認從頭到尾自始至終,都是他一人干的,沒有任何其他人參加。經過公安人員對筆跡及油印機進行鑒定,確定的確是這人所為。這一案件本可以結案了,但事情并非如此。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陳伯達和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廳接見專案組人員。陳伯達說:“抓了幾個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黨的情況。不行。我的意見你們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講的,你們要追,要很嚴肅、很認真地窮追,追到哪個就是哪個。”追查了幾個月,進展不大。8月19日、12月6日,陳伯達和謝富治又兩次接見專案組,給他們打氣。陳伯達很明確地說:“就是要往上追,總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誰就是誰。”謝富治干脆挑明了:“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 
            查到最后,12月間,竟查出一件“驚世奇案”———“中國(馬列)共產黨”案。在刑訊逼供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女實習研究員周慈敖,被迫按照專案組的意圖交代說在北京有個“中國(馬列)共產黨”,“偽中央書記”是朱德,“偽中央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是陳毅,“總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志、楊成武等,“委員”有王震、蕭華、余立金、伍修權、王炳南、劉伯承、譚震林等等。而且,這個“中國(馬列)共產黨”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開過“代表大會”。 
            謝富治看到供詞后如獲至寶,馬上指示:“你們報告的情況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準的話就是個大成績。”第二天,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寫,要她寫真的,明天就要她寫,明天就要寫好。”但因牽扯到的領導人太多,而朱德等領導人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分別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謝富治不敢把這個荒唐的材料上報毛澤東,卻要求封存起來,暫不銷毀。直到黨的九大后,謝富治仍對專案人員說:“要對它進行堅決斗爭,有的目前找不到證據,下決心斗爭,案犯口供也算數,要防止暫時拿不到證據而把敵人放走,……不能輕易否定問題,不能不積極,不要消極,不要為敵人辯護,我擔心你們出現這個錯誤。”最后,這個“驚世奇案”就不了了之了。 
            據《朱德年譜》記載,朱德在聽說自己成為“中國(馬列)共產黨”的“中央書記”后,對家人說:“由他們去造謠吧。毛主席、恩來最了解我,只要他們在,事情總會搞清楚的。” 公然提出“砸爛公、檢、法” 
            “文革”剛一開始,身為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就策劃奪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權。1966年5月,謝富治派出了由44人組成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一個月以后,工作組的人數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會上,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領導班子的名單,同時宣布對前任局長及其他領導成員隔離審查、停職反省。謝富治在講話中說:“對一些反黨分子、壞人撤銷職務,停職反省,我們早有這個希望,今天終于實現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獄。不僅如此,謝富治還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動奪取了北京市的領導權,北京市領導干部13人遭到誣陷迫害,原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書記鄧拓和副市長吳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謝富治還鼓動造**派接管公安事務。12月31日,謝富治與周恩來接見了北京政法學院造**組織“政法公社”。謝富治竟突發奇想,對他們說:“你們是不是可以搞一個試點,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來,由你們去管。”周恩來憤怒地對謝富治說:“這是你說的,我不能同意!這事你決定不了,我也決定不了。這樣大的事,要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還要請示主席批準才行。”謝富治還獨出心裁,要把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衛戍區保衛部合并,改為衛戍區政治部的一個部,因毛澤東不同意才作罷。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實行軍事管制,受到謝富治重用的軍管會副主任劉傳新掌握了軍管會的實權。在謝富治的授意下,軍管會先后炮制出《關于北京市公安局問題的匯報提綱》和《關于徹底改造舊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問題》兩個材料,誣陷公安局“是彭真、劉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長、117名正副處長、分(縣)局長都是特務、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壞人”。同時,謝富治還要求全國加快砸爛公、檢、法的步伐。周恩來對此憂心忡忡,在接見山西代表時一針見血地斥責了謝富治的行徑:“公安部把所有局長的權都奪了,只剩謝富治一個人,這怎么做工作?這是剜心戰術。” 
            8月7日,謝富治與王力,這兩個“七二O”事件“英雄”,各發表了一次著名的造**講話。王力在接見外交系統造**派代表時,煽動要向外交部奪權,打倒陳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動亂,釀成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惡劣外交事件。這個講話被稱為“王八七講話”。同一天,謝富治在公安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發表了“謝八七講話”,公然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 
            1968年4月,謝富治授意劉傳新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名義,寫了《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特務間諜活動的一些情況的報告》,誣陷北京市公安局“長期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間諜特務活動”,“死心塌地為美蔣效忠”,是“反革命集團”。《報告》稱“市公安局的特務間諜活動是在劉鄧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務彭真、羅瑞卿、劉仁的指揮下,遵照美蔣旨意進行的”。《報告》上報中央,于10月7日以中發(68)142號文件轉發全國,成為謝富治等人“徹底砸爛公、檢、法”的根據,在全國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 
            在謝富治的煽動支持下,“砸爛公、檢、法”成為當時造**派一個主要的口號,全國的公安機關都陷于癱瘓。謝富治在“文革”期間的各項罪行,以提出“砸爛公、檢、法”這項罪行波及面最廣、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在公安部,謝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羅瑞卿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將225名干部、工人打成“特務”、“叛徒”、“反革命”、“走資派”,47人被捕入獄。公安部除了副部長李震、政治部主任施義之外,所有的副部長、正副局長、大部分處長都被逮捕、關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盡管周恩來憤怒地斥責謝富治的行為是“剜心戰術”,但謝富治仍召見公安部處以上干部,宣布“奪權的大方向完全正確”。后來,周恩來多次要求謝富治解放一批公安部的干部出來工作,謝富治都不理睬。 
            全國的公、檢、法機關被強占,監獄遭到沖擊,甚至有人提出“打開監獄找左派”,廣大公、檢、法人員遭到揪斗、迫害。據統計,“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國公檢法人員中有3.4萬余人遭到打擊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打傷致殘3600余人,拘捕判刑1300余人。 
            在所謂的“破四舊”中,謝富治也是毫不將法制放在眼里。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舊”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惡浪波及全國。林彪在8月18日的講話中鼓動紅衛兵“大破四舊”。謝富治緊隨其后,在甘肅、陜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竟然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局務會上,謝富治又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系,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報。”在謝富治的鼓動下,“破四舊時”,街道干部、派出所干警帶路,紅衛兵沖進去打人、抄家,警察在外袖手旁觀,防止被打者反抗。由于謝富治的煽動和縱容,北京打死人的情況非常嚴重。 
            1971年2月后,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轉。1970年12月到1971年2月11日,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公安部召開了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周恩來到會,對謝富治進行了嚴厲批評,作了重要講話,傳達毛澤東“對公安工作要一分為二”的指示精神,明確指出新中國頭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澤東思想占主導地位的,絕大多數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周恩來的講話傳達后,一部分領導干部和業務骨干陸續回到部機關,公安部恢復了對地方公安機關的聯系和業務指導。 結局 
            在“文革”中劣跡斑斑的謝富治,因為身體的原因沒有能夠繼續危害社會。1970年,謝富治經診斷患有胃癌。此后,他的活動明顯減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給李震。9月10日,即在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后的第三天,周恩來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除了原經常參加議事的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先念、紀登奎、李德生12人外,今年如遇重要政策問題,還擬請董必武、朱德、葉劍英3人參加;正在休養期間的劉伯承、謝富治2人不擬通知。這說明,此時謝富治的身體已明顯不支。 
            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在北京病逝,終年63歲。3月29日,謝富治的追悼大會舉行時,天安門廣場、新華門等處均降半旗志哀。悼詞稱謝富治的死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謝富治、康生進行審查。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康生、謝富治的兩個審查報告,決定把康生、謝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布,同時撤消這兩人的《悼詞》,并開除黨籍。他的骨灰匣也被請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蓋的黨旗。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確認,謝富治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6名主犯之一。 
            謝富治人雖已不在,但仍未逃脫人民的審判,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摘編自《讀書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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