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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紀云:劉少奇“七分人禍”說不全面 基本是人禍

          時間:2013-04-26 11:37:54編輯:中國紅故事

            核心提示: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曾稱蘇聯靠挖苦農民積累資金很不好,嚴重損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資料圖

            本文節選自《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 作者:田紀云(前國務院副總理) 原載于中國經濟網

            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么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多年來,我以為“合作化”是毛澤東同志的發明,是中國的“土特產”,后來我才知道,非也。它像“計劃經濟”的模式一樣,是從蘇聯“老大哥”那里搬來的,無非加了點自己的作料。

            請看蘇聯農業的集體化: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黨接受了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使農村普遍小農化了,農民有了處理自己勞動成果的自由,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迅速恢復,輕工業高漲,商業也為重工業積累了一些資金。新的實踐使列寧改變了看法,他提出通過自愿結合的合作社,依靠農民對自己利益的關心,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1927年至1928年蘇聯在糧食收購問題上出現“危機”,斯大林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富農”的破壞。因此,一方面決定采取非常措施,打擊“富農”,另一方面加快集體農莊建設。在斯大林看來,社會主義是一個工業與農業緊密結合為一個工場的社會。他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建立在兩種不同的經濟基礎之上,社會主義國有工業與小私有制農業是相互排斥的。斯大林不相信廣大個體農民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他認為必須想辦法拴住農民,讓農民聽命于國家。

            1929年11月初,斯大林發表《大轉變的一年》,自上而下發動一場集體化運動。同年12月27日,他又提出從限制存有余糧的“富農”過渡到“消滅富農”。于是,全盤集體化就同他的“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結合起來了,成了一場急風暴雨,“富農”被掃地出門,財產被沒收,有的被處死,有的被驅逐到邊遠地區。

            在斯大林“為集體化的飛快速度而斗爭”的口號下,靠行政命令搞集體農莊成了普遍現象,有2.5萬名城市工人、干部下鄉強行搞集體化,許多州提出的口號是:“誰不加入集體農莊,就是蘇維埃的敵人。”這種強制政策不僅用于對付“富農”,也擴大到對付中農和所有不愿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民。農業被看成是國家工業化的手段和工具,農民則把集體農莊稱為“第二次農奴制”。

            1933年1月,聯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大農業的軌道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2000多萬農戶被20多萬個集體農莊所取代。集體農莊由國家選派的干部按國家統一計劃進行生產,對農產品實行義務交售制。農民失去經營管理權,也失去了產品的處理權。

            不愿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在絕望中屠宰牲畜,毀壞工具和焚燒谷物。1933年與戰時困難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欄驟降1/2至2/3,糧食總產跌入低谷,直到1952年糧食總產都低于1913年,但國家征購卻有增無減。(以上摘自《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教訓》一文,見2001年5月7日《學習時報》)

            看!中國的農業合作化與蘇聯的農業全盤集體化何其相似!

            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說:“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去太多了,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損害。”遺憾的是,我們中國的辦法(蘇聯的辦法加自己的創造)比蘇聯把農民挖得更苦。

            1930年夏,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在莫斯科鮑曼區黨代表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國的集體化不符合列寧的原則,這種集體化按其方法與列寧的合作社計劃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中央領導人實行這一政策時沒有同黨商量,也沒有同人民商量。”(出處同上)由此可見,蘇聯的集體化的悲劇是斯大林濫用自己的權力造成的。我們中國,也因權力沒有強有力制約,在農業、農村問題上同樣也發生了類似蘇聯這樣的嚴重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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