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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榮臻

          時間:2011-12-08 15:06:55編輯:紅故事網


                                            聶榮臻

           

          聶榮臻(1899~1992),字福駢,四川江津(現重慶市江津區)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著名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

          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四川江津縣吳灘場附近的石院子,小名雙全。7歲入私塾接受啟蒙,四年后正式進學堂讀書。1917年夏天,聶榮臻以優異成績考入江津縣立中學(今江津中學)。當時,這所學校的師資力量和教學設備堪稱四川第一流,聶榮臻十分珍惜在這里的學習機會,他在自己課桌的右下角莊重地刻下了“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的名句作為座右銘。他每天一絲不茍,發憤求索,學習成績優秀,成為同班學生中的佼佼者,他的作文有時被抄錄張貼,讓其他同學觀摩閱讀。

          聶榮臻廣讀博覽,從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和進步雜志《新青年》中吸取政治營養,漸漸地,聶榮臻的思想發生了變化,由一個公認的誠摯少年逐漸轉變為具有強烈愛國心的熱血青年。他積極加入進步學生的行列,常對同窗好友說:“我輩要以報國為根本,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業。”每遇國家民族大事,聶榮臻總是感慨陳詞,憂國憂民思想溢于言表,常書于文卷之上,教師曾譽其“資賦不凡,終非池中之物”。聶榮臻不僅勤奮好學,且見義勇為,對人和藹可親,平易近人。逢善不欺,逢惡不懼,遇同學有糾紛,總是善于排解,遇恃強凌弱者,則打抱不平,挺身相助。平時,他注意節儉,經常布衣草履,從不浪費揮霍,但對同學朋友,則慷慨贈予,毫不吝嗇。

          五四運動時期,聶榮臻因參加家鄉學生愛國斗爭,遭到反動軍警當局的抓捕。為了避開眼前的危險,學習西洋先進的科學,心懷“實業救國”大志的聶榮臻于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并積極投身旅法學生運動。

          1922年,聶榮臻轉赴比利時就讀于沙洛瓦勞動大學化學工程系,同年8月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與劉伯堅一起負責過旅比利時支部工作。

          1923年春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委員、訓練部副主任。

          1924年10月,聶榮臻奉命進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后轉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軍事。

          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聶榮臻和中國班的同學們一起回國。

          聶榮臻在國外共度過了五年多時間。五年里,聶榮臻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轉變,由“實業救國論”者轉變為以天下為已任的社會革命論者,并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

          聶榮臻從蘇聯回國后,到黃埔軍校任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直接領導政治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并講授社會發展史、政治工作等課程。在黃埔期間,聶榮臻堅決主張針對蔣介石的陰謀進行反擊。“中山艦事件”以后,聶榮臻被免去了在黃埔軍校的職務,調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任特派員。但他仍利用各種機會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開展工作,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及時向共產黨員傳達黨的方針、政策,為北伐作準備。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后,聶榮臻任軍委特派員、中共湖北省委軍委書記,后在中共中央軍事部參與向北伐軍中派遣中共黨員等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聶榮臻被派往上海,協助周恩來整頓遭受破壞的工人糾察隊,處理善后工作。

          1927年7月中旬,聶榮臻被指定為中共前敵軍委書記,赴九江準備組織武裝起義。8月1日,他在南昌起義中組織張發奎部第25師兩個多團起義,后任起義軍第11軍黨代表,與軍長葉挺率部南下。潮汕戰斗失敗后,他轉赴香港。同年12月,他潛回廣州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在起義軍受挫的緊急情況下,聶榮臻與葉挺果斷決定撤退,從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裝力量。

          1928年,聶榮臻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其間,在總結廣州起義的經驗教訓時,他看到了軍事技術人才的缺乏是廣州起義的一個重要缺點,指出:“以后每個黨員都應該學習軍事技術,并須注意培養一批軍事技術人才。”顯示了他在軍事方面的遠見卓識。

          1930年初,聶榮臻任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部長,同年5月到達上海,在中央特科從事艱險而又復雜的地下工作,積極向各革命根據地提供軍事情報,及時了解敵情,保衛黨中央和地下黨同志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清除叛徒、特務。

          1931年,聶榮臻調到中央軍委任參謀長,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堅持秘密斗爭。

          自從顧順章叛變以后,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像聶榮臻這樣與顧順章共過事的我黨骨干人物,已不便繼續留在上海。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得到迅速發展,正需要聶榮臻這樣的軍事人才。

          1931年12月,聶榮臻根據組織的決定撤離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先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第1軍團政治委員。曾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1932年3月,在“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要中央紅軍奪取贛江兩岸城市時,聶榮臻支持毛澤東關于紅軍主力應向國民黨統治薄弱的地區發展的正確意見。同年4月,聶榮臻作為紅軍東路軍政治委員,參與指揮漳州戰役。聶榮臻在指揮戰斗中表現出的沉穩和勇敢給毛澤東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同時,毛澤東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和政策思想以及領導才能,使聶榮臻由衷地欽佩。聶榮臻從毛澤東那里學到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思想和策略思想,對其以后領導一個大的戰略區增益很大。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蔣介石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設置了四道封鎖線。聶榮臻與軍團長林彪率紅1軍團擔任掩護中央縱隊、軍委縱隊的前衛任務。他率部先后突破國民黨第一、二道封鎖線,并在危急形勢下,力排眾議,率部搶占九峰山,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從而保障了中央縱隊左翼的安全。

          紅軍突破三道封鎖線使蔣介石坐立不安。為了圍殲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蔣介石費盡心機,調遣湖南、廣東、廣西的軍閥部隊,進行周密布置,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但是,反動軍閥內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圖使湘江防線曾出現過“裂痕”。然而,由于博古等人缺乏軍事常識,沒有抓住有利戰機,使紅軍在湘江畔陷入被動。為了掩護中央縱隊順利過江,林彪、聶榮臻率部在湘江之濱與敵人展開了一場生死存亡的拼殺,在損失慘重的情況下,中央紅軍終于突破敵第四道封鎖線。

          黎平會議后,紅軍改向遵義進發。但欲取遵義,必須先跨越天險烏江。紅1軍團受命打頭陣,聶榮臻和林彪冒著敵人的火力,指揮軍隊架起浮橋,使軍委縱隊和后續部隊安全渡過了烏江,到達遵義,從而粉碎了敵人企圖圍殲中央紅軍的陰謀。1935年1月,聶榮臻出席了中共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他在會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并與劉伯承一起建議紅軍北渡長江向四川發展,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他們的意見被中央采納。

          遵義會議后,聶榮臻在毛澤東領導下,與林彪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擺脫了敵重兵的圍追堵截。

          1935年5月,聶榮臻任紅軍先遣隊政治委員,與司令員劉伯承一起,率部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搶占安順場,組織突擊隊強渡大渡河,接著率紅1師、干部團沿大渡河東岸北上,擊潰川軍守敵一個旅,有力地策應了西岸紅2師4團飛奪瀘定橋的戰斗。6月中旬,他率紅1師翻越夾金山,在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下旬,在列席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擁護中央關于北上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8月下旬,聶榮臻率紅1師、紅軍大學等部為先遣隊,歷經艱辛,越過大草地,9月上旬到達俄界,接應了中央及紅3軍等部隊。9月中旬,他與左權指揮紅4團攻占天險臘子口,并乘勝占領哈達鋪,再次為紅軍打開了北上通道。在哈達鋪,聶榮臻偶然從國民黨《山西日報》上獲悉陜北有一個根據地,并把這一天大的喜訊急告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挺進陜北。10月,聶榮臻與林彪率先遣隊進入陜北蘇區的吳起鎮,從此結束了歷時一年、行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11月下旬,在毛澤東指揮下,聶榮臻與林彪率紅1軍團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毛澤東說,直羅鎮這一仗的勝利,體現了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國民黨軍向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紅軍到陜北后,為了配合“一二·九”運動,同時也為了解決陜北紅軍的供給問題,毛澤東命令紅一方面軍成立“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以堅決手段消滅東岸地區反蔣不抗日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聶榮臻、林彪與紅1軍團廣大指戰員投入到了東渡黃河的戰斗中。東征75天,聶榮臻、林彪和兄弟部隊合作,共消滅敵人七個團,俘敵4000余人,繳獲大量槍炮,不僅使陜北蘇區得到恢復和發展,還籌款30余萬,擴充新兵8000余人,有力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至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抗日戰爭爆發后,聶榮臻先后任八路軍第115師副師長、政治委員,在忻口會戰中,與林彪共同指揮所部進行了平型關戰斗,殲滅日軍坂垣師團一部1000余人,繳獲步槍1000余支,機槍20余挺,擊毀汽車100多輛,馬車200余輛,取得全國抗戰以來第一個大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為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贏得了國際輿論的稱贊和好評。

          日軍占領太原后,戰局發生極大變化。為避免第115師等部及八路軍總部被敵隔斷,1937年11月,聶榮臻受八路軍總部之命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3000人的武裝,在五臺山區創建敵后第一個抗日根據地。他充分發動人民群眾,擴大武裝力量,加強黨和政權的建設,先后開辟了冀中、冀東、平西、平北等根據地,到1939年,晉察冀根據地發展到擁有七十二個縣、1200多萬人口、主力部隊近10萬人的模范根據地。毛澤東贊譽說:“五臺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并號召八路軍向晉察冀根據地學習。

          1939年秋,日軍兵分十二路向晉察冀邊區進行冬季“掃蕩”。聶榮臻周密部署,采取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指揮八路軍在雁宿崖同日軍進行激戰,殲敵第2混成旅團1500余人,并在黃土嶺戰斗中與楊成武指揮部隊擊斃日“名將之花”阿部規秀中將。阿部規秀是中國抗日戰爭中被消滅的職務最高的日軍指揮官,此舉震驚了日軍,也震動了全中國。毛澤東致電聶榮臻,要他嘉獎有功人員。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和全國各地的友軍、抗日團體、著名人士紛紛拍來賀電,祝賀黃土嶺圍攻戰的勝利。全國各地的報紙也紛紛報道黃土嶺戰斗經過,刊登各種祝捷詩文。全國抗戰熱情更加高漲。

          1940年春,聶榮臻率晉察冀南下支隊到晉東南參加反擊國民黨頑固派朱懷冰部的作戰,并在同年8月的百團大戰中,組織指揮部隊在正太、津浦、平漢、北寧線等鐵路線進行破擊戰,使日軍的交通樞紐陷于癱瘓。

          1941年秋,日軍調動其華北占領軍的一半兵力,對晉察冀機關所在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大“掃蕩”。聶榮臻指揮主力相機轉至外線打擊敵人,進行鉗制作戰,并率領黨政機關在有限兵力掩護下,靈活機動地周旋于深山峽谷之中,巧妙地從敵人薄弱點安全轉移,粉碎了敵人的陰謀。

          1942年,在斗爭極其殘酷、根據地日益縮小的情況下,聶榮臻適時提出“向敵后之敵后挺進”,組建多支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后襲擊敵人,奪取日偽軍力量薄弱的據點,擴大游擊區。至1943年,晉察冀根據地軍民逐步挫敗了日偽軍頻繁的“掃蕩”、“蠶食”、“清剿”,扭轉了困難局面,保衛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1943年1月15日,聶榮臻出席了在阜平溫塘召開的邊區首界參議會。他和宋劭文等一起接見了邊區代表,并向代表們匯報了晉察冀五年來的情況。這次參議會,是晉察冀邊區史上民主建政的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邊區的民主建設越來越完備。

          1943年8月,聶榮臻奉命赴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出席黨的“七大”。他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初步匯報了在晉察冀六年的各方面工作,聽取中央領導人的有關指示,經歷了會議中和會議前后黨內廣泛開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10日,聶榮臻與蕭克、劉瀾濤致電晉察冀分局,命令全區部隊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進軍,接受日偽軍投降,如遇抵抗,應進攻殲敵。并命令冀熱遼軍區抽調幾個主力團由李運昌率領向遼寧進軍,盡早與蘇聯紅軍會師。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至此獲得了最后勝利。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晉察冀分局改稱晉察冀中央局。隨后,聶榮臻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9月,聶榮臻回到晉察冀,遵照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他先后組織冀東、冀中軍區十一個主力團和大批干部進軍東北。同時,面對晉察冀的態勢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聶榮臻還采取了幾項步驟:第一,10月2日在張家口召開干部會議,統一思想。第二,在軍隊部署上,因接收和占領大城市已不可能,聶榮臻遂將力量轉向解放中小城鎮。8至10月份,晉察冀軍區部隊先后解放60多座中小城鎮,殲滅偽軍3萬多人。第三,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關于編組野戰軍、以適應高度機動作戰的批示,集中整編部隊。在很短的時間內,聶榮臻把冀察、冀中、冀晉、冀熱遼軍區的主力部隊各編兩個縱隊,分屬第一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并對一野和二野的作戰任務作了部署。同時,聶榮臻還花大力氣加強武器裝備,對部隊進行嚴格訓練,消除部隊中的游擊習氣,取得了很大成效。

          1945年10月,聶榮臻與賀龍為貫徹中央軍委“收復綏遠”的指示,共同指揮晉察冀野戰軍3.3萬人、晉綏軍區2萬人反擊國民黨部隊的進犯,兩個月殲敵1.2萬人,解放了綏東、綏南廣大地區。在隨后的兩年里,為了支援東北戰略區作戰,聶榮臻向中央建議,先后把冀熱察和冀熱遼軍區、冀東地區劃歸東北,這對東北解放區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為鉗制華北敵人使其不能出關增援東北,1947年4月,聶榮臻指揮正太戰役,集中優勢兵力,以大踏步進退的行動,擊敵薄弱環節,殲滅國民黨軍3.5萬余人,攻克正太鐵路沿線七城及井陘等重要礦區,使晉察冀與晉冀魯豫解放區連成一片。同年11月,在取得清風店戰役勝利后,聶榮臻又組織晉察冀野戰軍乘勝發起石家莊戰役,全殲守城敵軍2.4萬余人,此役被朱德譽為“奪取大城市之范例”。

          1948年,聶榮臻任華北軍區司令員,他組成第2兵團楔入熱西、冀東地區,切斷了東北與華北敵人的聯系。隨后在平漢路北段發動進攻,吸引敵華北主力。然后又西進綏遠,進攻平綏路兩側,解放了綏遠、冀北廣大地區,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全東北的遼沈戰役。

          1948年12月平津戰役開始后,中共中央決定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組成平津戰役總前委,統一領導與指揮東北野戰軍與華北軍區部隊并肩作戰。聶榮臻分析局勢,認為傅作義賴以起家的第35軍已被殲滅,如果天津再被拿下,傅作義后退無路,有可能會被逼到和平的道路上去。北平這座歷史名城若能完好無損地被接管過來,于國于民都有利。于是,他給西柏坡總部發電報,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打下天津以后,爭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澤東親筆簽署了回電,表示完全同意。天津解放后,聶榮臻與林彪等一起同傅作義成功地進行了和平談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守軍全部撤離市區,進至我軍指定的地點接受改編,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隨即進入北平,對國民黨軍政機關進行接管和維護社會秩序,北平遂宣告和平解放,聶榮臻的建議終于成為現實。“北平方式”是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史上的藝術杰作,是革命的信念、智慧、勇敢和力量的結晶,它譜寫了解放戰爭新詩篇。毛澤東對北平和平解放給予很高的評價:“和平解放,不僅減少了敵我傷亡,更重要的是保護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文物古跡。這樣做對我們的子孫后代大有好處,全世界的友人都會擁護。”

          三大戰役結束后,中國革命轉入了向全國進軍的新階段,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在治軍建國的新節奏中,聶榮臻處在一生中最繁忙、最緊張的時期。

          北平解放后,聶榮臻兼任平津衛戍區司令,隨后又兼任北平市市長、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他迅速整頓平津地區的社會治安,剿滅土匪,完成和平改編傅作義20萬起義部隊的任務,為新中國定都北平提供了可靠的社會安全保障條件。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總部從西柏坡遷至北平。聶榮臻和葉劍英組織了在西苑機場舉行的閱兵式。他們陪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檢閱了部隊。隨后,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之一,參與了同國民黨政府的談判。6月,聶榮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協助周恩來主持總參謀部的工作。
           


          1949年10月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后代理總參謀長。10月下旬軍委會議決定,聶榮臻協助中央和軍委領導人,部署人民解放軍繼續解放西南地區和東南沿海島嶼,肅清國民黨殘余武裝和土匪。

          1950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陸軍單一軍種走向諸軍兵種合成的現代化建軍道路。主持總參謀部工作的聶榮臻就軍事機關及學校等問題給毛澤東寫報告:繼續加強海軍、空軍司令部建設,籌建炮兵、裝甲兵、工程兵司令部;總參謀部應增設通訊、軍訓、軍校部;總后勤部應設立軍需、軍械、財務、運輸、衛生部;籌建總干部管理部;加強航空、防空、測繪、機要學校、軍醫大學等院校建設;籌建炮兵、工兵學校;籌建陸軍大學(即軍事學院),使之成為建設正規化國防軍的培訓中心,培養高級軍事干部。這些建議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批準,并被陸續組織實施。在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方面,聶榮臻還狠抓了軍隊的編制、裝備和文化、掃盲工作,使中國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編制上雜亂狀況有了較大的改觀,部隊戰士們的文化程度普遍達到了高小以上水平,有些達到中學或更高的程度,為掌握現代化技術裝備和開展軍事科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間,聶榮臻還主持了人民解放軍大規模精簡整編工作,壓縮兵員定額,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并向地方輸送了大批骨干,為三十三年后的百萬大裁軍起了借鑒作用。

          朝鮮戰爭爆發后,聶榮臻負責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的部署、訓練、運輸、供應、補兵、輪換等工作,日夜忙碌,有時幾天睡不了覺。

          1952年秋,聶榮臻終因勞累過度,昏倒在辦公室里,被送進醫院。病情稍好,他就急著出院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在毛澤東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養治療。

          1954年,聶榮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主管軍工生產和軍隊的裝備工作。

          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20世紀50年代中期,聶榮臻被中共中央確定為具體領導和組織新中國科技工作的負責人。1956年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他以戰略家的雄才大略,首先抓制定科技方針與科技規劃工作,親自參與領導國內外700多位專家制定了長達600多萬字的十二年規劃綱要(草案),對工業、農業、國防和其他科學技術領域,進行了全面的規劃和安排,使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有了正確的方向,明確了近期和長遠的目標,以及具體的實際的步驟。他還簽發了新中國第一個比較系統的武器裝備發展規劃。與此同時,聶榮臻向中央軍委提出方案,建議研制少量的導彈、核武器,掌握必要的自衛手段,以打破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的核訛詐;使常規武器配套,不斷加強陸、海、空軍的現代化裝備。該方案在中央軍委立即獲通過。不久,聶榮臻受命領導研制“兩彈”任務。第二年,他又受命領導研制人造衛星工作。他積極組建導彈研究院和核武器、飛機、艦船、電子設備、人造衛星以及其他兵器的研究機構、試驗基地和國防科技高等院校。同時,他還采取“將全國的科技力量相對集中、形成拳頭,進行突破”的戰略措施,使科技戰線獲得一次次突破性成就。

          20世紀60年代初,在國內遇到嚴重困難,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停止一切技術援助的情況下,聶榮臻先后兩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寫報告,明確提出“兩彈一星”必須堅持“攻關”,并進一步強調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成果為輔”的方針。這一遠見卓識的方針,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贊同和支持,并得以實施。經過幾年艱苦努力,終于在1964年6月,我國成功發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對地導彈,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后又連續研制成功導彈核武器、氫彈,并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自此,《東方紅》樂曲響徹全宇宙。在組織實施許多重大科技項目過程中,聶榮臻多次深入現場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工作。“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聶榮臻的大量心血,標志著我國國防科技事業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戎馬一生的聶榮臻元帥也沒有能夠幸免受到沖擊,“炮轟聶榮臻”、批判“華北山頭主義”、“二月逆流”等等莫須有的帽子把聶榮臻壓得難以抬頭。然而,接近70高齡的聶榮臻髫發勵志,白首不衰,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定不移地同林彪、“四人幫”進行斗爭,并依舊眷戀祖國的科技事業和人民軍隊建設,仍然心系黨,心系國家大事,并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一道,為徹底粉碎“四人幫”作出了巨大貢獻。
           


          1977年8月,聶榮臻復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重新投身到軍隊革命化、現代化建設之中。

          1978年8月在全國民兵工作會議上,他強調要堅持人民戰爭的思想。

          1979年他提出,武器裝備現代化要依靠自力更生、大力協同的思想,同時主張精簡整編,走精兵強國之路。

          1987年,聶榮臻因病從工作崗位退下來,在病重期間,仍十分關心黨、國家和軍隊建設,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期望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完全統一。

          1992年5月14日因病逝世。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聶榮臻說出了自己的遺愿:“我已經93歲了,入黨70年,從沒脫離過黨的崗位,為黨奮斗終生。我堅信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十分正確,堅信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十分正確。我很想多看看幾十年為之奮斗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的喜人形勢,也很想多聽聽祖國科技事業振奮人心的好消息;我作為一位老共產黨員,衷心地希望全黨同志在黨中央領導下,同心協力地為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而奮斗;衷心地希望全軍同志在中央軍委領導下進一步鞏固國防、保衛和平;我更希望全國科技工作者牢記科技興國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嶺,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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