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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政

          時間:2011-12-09 10:36:21編輯:紅故事網


                              譚政大將

          譚政(1906~1988),原名譚世銘,號舉安,湖南湘鄉人。黨和軍隊的優秀領導人,杰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十大大將之一。

          1906年6月14日出生在湖南湘鄉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父是當地的一位士紳,家中開雜貨鋪、藥店,還有30余畝地,每年可收8千多斤稻谷,家境頗為殷實。譚政6歲的時候,家人將他送入位于七星橋的譚氏宗族的私墊啟蒙。譚政與好友陳賡同在七星橋私塾就讀,兩人常在一起玩耍,少年時代便結下了深厚友誼。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孫中山大力推行資產階級教育體制,將中國舊的教育制度改為國民教育,將鄉村的啟蒙館一律改為初級小學。在課程的設置上,廢除了“四書”、“五經”,讓學生改讀白話文的《國語》讀本,并設了自然、歷史、地理、體育等課程。在這股教育改革洪流的推動下,1914年七星橋私塾也改成了初級小學。這一年,毛澤東在東山學堂的同學黃篤植來到七星橋小學當教員,譚政從這個老師那里接觸到了不少新的知識。黃老師給他們講述義和團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十月革命這些歷史,使譚政隱隱覺得惟有革命才能拯救國家于危亡。后來,他漸漸長大,更加不斷地接觸“五四”運動以來在神州大地廣為傳播的新思想、新科學,他認為再也不能一直待在這個封閉的小山村里,一定要出去長見識。于是他下定決心要到東山學堂去學習,經過與父親的一番爭執,在好友陳賡的介紹下,譚政終于來到了這所聞名三湘的學堂。東山學堂可以說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從清朝末年書院改革為學堂以來,這所名校培養出了許多愛國志士和風云人物。毛澤東、毛澤覃都是從這里畢業然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歷史總是充滿了巧合。譚政對毛澤東一直都很仰慕,希望有一天能與他相識相交。當時,東山學堂不僅教導學生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還向學生們傳授歐洲革命斗爭的歷史。在這里,譚政如饑似渴地學習革命理論,廣泛閱讀《新青年》、《湘江評論》這些進步刊物。由于他學習成績優異、思想進步,被推選為校學生會主席,經常帶領同學們上街示威游行,積極投入反帝愛國運動。譚政在東山學堂求學的三年,用毛主席的一句詞來形容,恰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1926年,譚政從學堂畢業以后,懷著滿腔熱血回到家鄉,原以為能有一番作為,但是那個封建思想殘余還比較濃厚的地方怎容他“胡作非為”。無奈之下,他只好在村里當了一名小學教師來打發時日。不久,他與好友陳賡的妹妹喜結連理。那時,他心中的苦惱與郁悶可想而知,但他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志向,天天讀報了解時事動態。

          1927年7月,國民政府發表了《北伐宣言》,譚政心里的火種再一次被點燃。北伐軍一路打到湖南,北洋軍閥的部隊潰不成軍。他看到這高漲的革命形勢內心非常高興,整個人也變得精神了。他雖然沒有親身參加北伐,但他收集了不少北伐軍沿途散發的傳單和宣傳品,回來后細細閱讀。這時,他的好友陳賡已在駐武漢的國民革命軍第8軍任特務營營長,派人攜信到老家接妹夫譚政到武漢參加革命。譚政接信后,喜不自勝,決心投筆從戎,他依依告別了妻子,與來人同奔武漢。在陳賡的介紹下,譚政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由于他文化程度高,是個小“秀才”,就先在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特務營第2連任上士文書。下到連隊以后,他開始學習持槍、瞄準這些基本軍事技能。軍事訓練結束以后,譚政又到營里任營指導員辦公所準尉書記。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同年9月,譚政隨警衛團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10月,譚政在軍官連經連隊黨代表宛希先和寥春芳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后任宣傳員、宣傳隊長。11月中旬,為解決過冬給養等問題,譚政隨部隊下山打茶陵,占領茶陵縣城。此時,紅軍部隊開始設立政治機關,譚政任工農革命軍第1師政治部宣傳員、分隊長。

          1928年2月毛澤東任前委書記時,譚政任前委秘書。在前委書記毛澤東身邊工作,不斷受到教育和鍛煉。這期間,他學習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以及處置問題的高度原則性,協助謄正毛澤東起草的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1928年4月,朱毛兩支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譚政調紅4軍31團任團黨委秘書。12月,湘、粵、贛三省國民黨軍閥部隊聯合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為了調動敵人,在更廣大的地區同敵人展開游擊戰爭。

          1929年1月中旬,以紅4軍軍部、特務營、獨立營和28團、31團等為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譚政隨主力參加攻打長汀的戰斗,發展和鞏固革命根據地。3月,經過艱苦轉戰,紅4軍進駐長汀城。占領長汀,這是紅軍入閩作戰以來一次大的勝利,為紀念這個勝利的日子,譚政特地在長汀照相館留影。

          1929年3月中旬,紅4軍在長汀整編。原28團大部改編為第1縱隊,軍部直屬特務營、獨立營和28團1部改編為第2縱隊,原31團改編為第3縱隊。不久,譚政繼任第3縱隊黨委秘書。這時,蔣桂戰爭爆發,紅4軍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回師贛南,擴大贛南根據地。在贛南,譚政調任紅4軍軍委秘書長。以后,又擔任紅4軍政治部宣傳部長。

          1929年5月,閩西土著軍閥陳國輝、張貞等部同廣東軍閥打仗,紅4軍趁機由瑞金和武陽之間穿過,第二次進入閩西。閩西敵軍守備虛弱,紅4軍攻勢猛烈,勢如破竹,先后攻占龍巖、坎市、湖雷、永城等城鎮,同年9月又一舉攻克上杭。10月,第3縱隊參加攻打廣東梅縣戰斗,縱隊政委羅榮桓指揮部隊撤出梅縣城時,身負重傷,譚政冒著槍林彈雨和戰友一起將羅榮桓抬下火線。后來,譚政接任第3縱隊政治委員。自譚政隨毛澤東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以來,紅4軍雖然取得了首戰長嶺寨、三打龍巖城、攻占上杭的卓著戰績,但也打過一些敗仗,暴露出紅4軍內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問題。譚政向毛澤東匯報了軍隊內部的一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作風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注意,認為要把紅軍建設成一支戰斗過硬、作風過硬的鋼鐵隊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就促成了“古田會議”的召開。12月29日,紅4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村召開。大會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草案》。古田會議確立了工農紅軍建軍方向和原則。譚政出席了這次大會,并參加了《古田會議決議草案》的討論。

          1930年6月,紅4軍擴編,以紅4軍第2縱隊為基礎,擴編為紅12軍,譚政升任紅12軍政治部主任兼教導大隊黨代表(后稱政治委員)。之后,紅12軍與紅22軍合并,譚政繼任紅22軍政治部主任。在井岡山斗爭及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斗爭中,譚政對紅軍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和紀律建設,對貫徹古田會議決議,都傾注了心血,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他重視部隊政治工作的開展,重視總結戰時政治工作經驗。在紅軍行軍打仗極為緊張的情況下,他寫出了《新田夜間戰斗政治工作》、《高興圩以北戰斗政治工作》等政治工作報告,對紅軍早期政治工作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譚政還參加了井岡山、閩西、贛南等革命根據地的發展、鞏固和建設工作。他忠實、堅定地貫徹執行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方針和政策。

          1933年1月,紅22軍又與紅1軍團合編,取消軍的建制,改為直轄師。譚政任紅1軍團第1師政治部主任。紅1師在反“圍剿”斗爭中,接連打了一系列勝仗。譚玫參與了紅1師的領導和指揮,特別是在政治工作方面,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1方面軍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譚政協助師長、政委,率領部隊突破敵人的封鎖,向貴州進軍。當時,紅軍部隊的廣大成員,普遍文化低,有許多文盲。譚政針對部隊這種狀況,雖然處于艱苦的戰爭環境,他仍然動員和號召全師干部戰士學文化。戰斗間隙,不管是指揮員還是戰斗員,凡是文盲者,都得參加識字班活動。紅1師的文化學習在譚政的積極領導下,開展得十分活躍。這對提高廣大指戰員的文化素質、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號召力大有好處。為了總結經驗,以利再戰,譚政每月都要寫一篇政治工作報告。他所寫的《月終政治工作報告》和紅軍戰時政治工作經驗所提出的基本原則,與毛澤東提出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軍隊政治工作三大原則相一致,直到后來都有力地指導了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工作,以及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的錯誤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后,一渡赤水之前,毛澤東召見紅1師師長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譚政談話,傳達遵義會議精神,通報軍委關于部隊縮編的決定。對此,譚政歡欣鼓舞,熱情地向部隊傳達貫徹遵義會議決議。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領導下,譚政接任紅1師政委職務,率領部隊堅定不移地執行了黨中央的北上方針。長征路上,他寫的《最后的一道封鎖線》的通訊刊登在《紅星》報上。

          1935年10月,紅軍陜甘支隊抵達陜北之后即行整編,準備東征,開赴抗日前線。部隊整編時,恢復紅1師建制。譚政調回紅1師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譚政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3月26日,他寫了《關于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見》,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鑒于黨的政策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轉變,使紅軍的政治工作在某些問題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現在中日間的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應當適應于民族矛盾。第二,紅軍政治工作從比較單純的社會活動,轉變到復雜的社會活動。第三,紅軍在政治工作中,要利用許多舊的形式,充實新的內容。黨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礎,政治工作應該通過黨的組織進行,使政治工作指導系統和黨的工作指導系統融為一體。因此,黨的一切決定,均須經過政治機關和團支部作用去實現。由于形勢變化,環境的復雜,影響著每個紅軍戰士心理意識上的變化,必須注意和加強鞏固紅軍的工作,加緊戰士的基本教育,提高其民族與階級覺悟,堅定其革命意志。在統一戰線下的宣傳教育的原則是:第—,著重于黨的策略的解釋,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殖民地的剝削的教育,以保持紅軍的階級本質和應有的特色;第二,利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歷史傳統、人物、事跡和經驗教訓,作為課內的引證內容和課外的發揚;第三,注意關于國際問題的教育,解釋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聯系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等等;第四,適當采擇三民主義中革命的部分內容。后來,他將這篇凝聚心血的報告上報黨中央。中共中央加按語:“……譚政的這篇文章,對我軍政治工作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變,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并予以轉發。之后,譚政任紅軍后方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后方政治部主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主持和指導下,譚政起草并由他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了《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關于人民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歷史文獻。建國以后,中央軍委及總政治部曾幾次將這個《報告》作為軍隊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發部隊進行學習。

          抗日戰爭勝利后,譚政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創建和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斗爭,協助政委羅榮桓領導部隊政治工作,及時起草、發出指示;深入前線進行政治動員;開展戰評和立功運動等,為提高部隊戰斗力,保證戰斗取得勝利,譚政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8月14日,東北軍區與東北野戰軍正式分開,譚政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時值遼沈戰役之前,他著重抓了以訴苦教育提高干部戰士階級覺悟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經過充分的政治動員,各部隊戰斗情緒空前高漲,這為遼沈戰役和解放全東北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56年9月,譚政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他作了題為《建軍新階段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發言。這是我軍建軍新階段的政治工作文獻,后被中央軍委印發全軍學習。譚政在這次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繼而,譚政又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2月,譚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軍政治工作期間,他把全部精力傾注于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事業,堅持原則,執行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干部路線。在政治運動中堅決貫徹中央的方針與指示,不搞擴大化。他高瞻遠矚,強調在全軍普及文化教育是我軍建設的一個戰略性措施。他還主持制定和下發了《關于加強干部理論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論教育大綱》、《軍隊中高級干部文化教育十年規劃》和《海島工作綱要》等重要文件。他經常深入部隊,了解情況,指導工作,要求總政治部和各級政治機關保持深入實際、聯系群眾、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

          1959年廬山會議上,譚政也不同意繼續整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等人。譚政在突出政治的問題上屢次和林彪的提議發生抵觸。林彪一提出“三八作風”,譚政就表示異議。在1960年3、4月份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總政治部沒有布置宣傳三八作風的有關事項,譚政對林彪所主張的“背警句”的做法也深感疑惑。譚政還就毛澤東的那三句話中的“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給毛澤東寫信詢問到底是用“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還是用“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毛澤東批示用后者。但是,這件事譚政并沒有事前知會林彪,林本人在戰爭年代喜歡越級指揮或者叫超級指揮,但這種做法如果作為他的屬下這么使用,那么在林的心目中則另有評價,譚政的越級報告使得林彪深為不快。此外,譚政主管的《解放軍報》還在宣傳中不提“三八作風”。譚政主張對于毛澤東思想不能庸俗化,其次,譚政不僅在突出政治方面和林彪有所分歧,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和林彪的思路不能吻合。例如,周赤萍撰寫了一篇回顧林彪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文章,內中對林彪有些比較肉麻的吹捧,使用了諸如“天才”、“統帥”一類詞語,譚政認為不宜在《解放軍報》上轉載。譚政在東北視察期間,有人推薦說有一位老太太學習毛著很好,譚政脫口便出:“這是擺樣子給人看的。”再有就是總政內部有人對譚政暗中傾軋,總政一個副主任借譚政下去調查研究的機會為迎合林彪批發了《關于開展三八作風運動的指示》,在該指示中稱“在部隊中開展培養三八作風的運動,又是兩條軍事路線斗爭在思想作風方面的繼續。”

          林彪打擊譚政是采取突襲的辦法,他向中央提出召開軍委擴大會議討論政治思想工作。于是,繼1958年、1959年之后的第三次以整垮解放軍三總部負責人為目的軍委擴大會議在1960年9、10月間召開了。這次擴大會議和1959年有所不同,倒是和1958年有些類似,此次會議原定的議題是政治思想工作,在譚政看來這不過是同年3、4月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延續而已,不料林彪在開會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2日下午借用吳法憲在軍委擴大會議的發言中的“四個第一”打響批判譚政及其領導下的總政的第一槍。軍委決定9月13日舉行預備會議,傳達林彪12日的講話,并且以這個講話為全部會議的主基調。9月14日正式開幕的擴大會議很快就成為批判譚政的場所,譚政所作的《關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報告》被說成“仍與軍委和林彪同志唱對臺戲”進而遭到批判。9月22日,在林彪的親自布置下,批判譚政的斗爭陡然升級,不但涉及譚政,而且還把總政治部另外兩個副主任甘泗淇、傅鐘給牽扯了進來,其中甘泗淇被說成“很有可能是彭黃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之一”,會議把前一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面譚政對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消極批判的舊賬又給翻了出來,指責譚政是彭黃軍事俱樂部的“政治部主任”,譚政被包抄圍攻,有口難辯。林彪要求譚政必須就他自己的錯誤作出深刻的檢查,譚政被逼無奈只好在10月18日草草寫就《我的檢討》,譚政的檢討墨跡未干,20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就通過了《關于譚政同志錯誤的決議》,同時通過的還有深深打上林氏烙印的《關于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根據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和林彪講話精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在1960年10月25日到1961年1月25日長達3個月的時間里進行整風,對譚政開始全面的揭批。

          1980年,中共中央對譚政受到的政治誣陷給予平反。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88年11月6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社會評價

          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專門從事政治工作的軍事家和政治工作的杰出領導者,譚政以其求實的態度、積極的思維、辛勤的耕耘一一不斷著書立說,對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和建國后軍隊現代化建設,對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創建及其發展,從理論到實踐,都做出了重大貢獻。正如譚政80壽辰時徐向前元帥給他的賀信中所指出的:“您對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建樹,您對革命的功跡,是永不磨滅的。”
           


            
          主要著作

          1944年4月,在延安整風的基礎上,在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具體指導下,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著名的《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闡明了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線作用、地位、方向、任務、組織形式、工作制度和優良作風,使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系統化、理論化。《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標志著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已經成熟,為贏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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