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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少夫坎坷結合 陳明:丁玲值得我用一生去愛

          時間:2013-11-27 19:23:55編輯:中國紅故事

             陳明是丁玲的研究者,也是丁玲最后的愛侶。他們在延安相逢,在西戰團艱苦而又緊張的戰斗生活中相知相愛。丁玲和陳明的關系,在延安成了一些人談論的話題。他們覺得,丁玲和陳明之間有兩個鴻溝,一個是資歷,一個是年齡。最終他們還是歷經磨難,在延安藍家坪一間窯洞中結合了。這一年丁玲38歲,陳明25歲。《我與丁玲五十年》是陳明的回憶錄,詳細記錄了他與丁玲的坎坷結合之路,也為研究丁玲提供了寶貴資料。作為一位94歲高齡的老人,陳明強調說:“我這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和丁玲共同度過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歲月,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
           
            1 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
           
            到馬列學院后,關于我和丁玲的傳言很多,說什么丁玲愛上了一個小丈夫啦,等等。我聽了很不高興,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勵我:隨他們說去,讓他們說上幾年,還能說幾十年?我也表示,為什么男人年紀大,女人年紀小就行,反過來就不行?我們就是要反這個封建。我和丁玲結婚的時候,柯仲平問我說:你們年齡相差這么大,行嗎?還在上海讀高中的時候,魏金枝老師帶我們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學們談起各自的戀愛觀,我說我最討厭嬌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電車碰到這樣的女孩,我也不讓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不討厭就行,關鍵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戰團里對丁玲這樣非常熱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對我那么悉心照顧,我在心里把她當作姐姐一樣,雖然朦朧中覺得她對我的關切超過了一般的同志關系,但對于成為事實上的戀愛關系,說實話,我沒有心理準備。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對我的生活、情感產生巨大的影響。
           
            那是在一個小飯館里,我們坐在炕上,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我聽了嚇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記中寫道:讓這種關系從此結束吧!她看到后,說:“我們才剛剛開始,干嗎要結束呢?”我的考慮不是因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為她的年齡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陜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長,我腦子里根本沒有“地位”這個概念。我思想上壓根兒也沒這個準備,只是覺得她的經歷比我復雜,過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樣,將來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沒有把握。
           
            2 1940年秋,劇團在隴東慶陽,我和席萍結了婚
           
            1939年9月我離開馬列學院,去了烽火劇社。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為西戰團回到延安后做匯報演出時,我在前臺主持,觀眾席上有留守兵團的政治部主任、宣傳部長,他向中央指名要干部,把我要去了,讓我當宣傳大隊長,也是總社社長。烽火劇社是個總社,留守兵團下屬各個旅、團的文工團員,都送到這里輪訓。文工團員都是部隊的文藝活躍分子,我把他們按藝術種類分成不同的班進行培訓,原來是按照班排編制,我到職后改為按戲劇、歌詠、美術、寫作來分組。我原以為自己了解部隊,能夠適應部隊的環境,其實情況并不完全如我所想。部隊知識分子少,在烽火劇社這樣一個工農成分比較多的部隊文工團里,像我這樣多多少少感到吃不開,受歧視,容易受排擠。
           
            我在烽火劇社認識了一個女團員,叫席萍,魯藝畢業,搞音樂的,也是個知識分子,我們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時對我很好,那時我與丁玲建立戀愛關系還有些顧慮,而與她則沒有,于是我們倆開始好起來。劇社的同志也常常開我們玩笑,駐地部隊的首長耿飚、王維周看到這個情況,也說,你們就在這兒結婚吧。我把我與丁玲的關系也告訴了席萍,如實講了我對丁玲的同情,覺得她歲數不小了,又是那么一個好人。1940年秋,劇團在隴東慶陽,我和席萍結了婚。  3 我提出離婚時,席萍正住在中央醫院,準備生孩子
            1938年,丁玲委托她的親戚,把自己的兩個孩子祖林、祖慧,從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劇社后,丁玲和我談起,準備把祖慧送到托兒所,祖林比較內向、不活潑,問我是否能把祖林帶到劇社去,那里環境比較活躍。我同意了。我是大隊長,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著我睡。我覺得帶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不容易,怕他尿炕,夜里得喊他起來小便,他睡得正熟,有時雖然站起來了卻好像還在夢中。我那時才20歲出頭,盡管喜歡孩子,可我沒有帶孩子的經驗,有時也顧不了他,沒辦法,只好把他放到一個班里,那個班的好幾個小學員后來成為名演員。祖林跟他們在一起,過起真正的部隊生活,冬天早晨起來,圍坐在木炭火爐旁,祖林就給其他的孩子講故事,講《三國》、《水滸》,連裹腿烤著了都不覺得。排練合唱時,祖林就當小指揮。祖林在我那兒呆了一段時間,后來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學校去了。
           
            我與丁玲在結婚前就有過這樣一種特殊關系,我帶祖林似乎是我們的家庭關系的預演。祖林現在是離休干部,他參加革命的年齡,就是從烽火劇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來去蘇聯留學,學潛水艇制造,回國后因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響,不能搞潛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調到北京的中國船舶總公司。后來祖林對他母親和我的結合似有所不滿,但我泰然處之,對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對我一直很好。
           
            我和席萍結婚時沒有告訴丁玲,對她的打擊很大,當時就有好朋友對我說,丁玲聽說我結婚了很痛苦。為這事我一直很后悔,覺得應該事先跟她商量,也許那樣就不會發生與席萍結婚的事。這不是說席萍不好,而是我考慮不周。
           
            在烽火劇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吵著要走,要求回馬列學院。部隊領導不同意。后來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協的文化俱樂部,文化俱樂部是胡考、方紀在那里籌辦,沒有職務名義。洛甫、蕭三對我說,你去當副主任。這時席萍已經懷孕。這段時間我聽到的議論都是說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這種局面非解決不可。我想:席萍還年輕,各方面條件都好,還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決斷,不能讓三個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續下去。于是我用雞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個借口,說席萍有依賴性,過于依賴丈夫,而我則喜歡有獨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們的感情不和,要求離婚。我提出離婚時,席萍正住在中央醫院,準備生孩子,醫院院長是我在馬列學院時的一個同學,我告訴她說我要和席萍離婚,請她協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當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態度很堅決。那時也太年輕,不應該在她生孩子時提出離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們分手了,分手時我說,孩子給我吧,你帶著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帶著孩子留在中央醫院工作,做化驗員。1945年我離開延安準備去東北時,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時她已經結婚了,愛人也在中央醫院,搞化驗,也姓陳。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讓我帶走,她還是不同意。我與丁玲結婚后,內心常責備自己為與席萍分開所找的那樣一個借口,當時我的確沒有辦法解除三個人的痛苦,而與丁玲結合,只是把痛苦都給了席萍,這對她是不公平的。對席萍,我始終懷有負疚的心情。
           
            4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藍家坪文抗結婚的
           
            全國解放后,席萍他們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們見過一面。以后他們又去了廣州,仍在藥品檢驗所工作。1983年我聽說她有病,和我們的孩子東海一起生活。后來她的身體一直不太好,裝了心臟起搏器。這兩年,東海夫婦來過北京幾次,住在我這里,照顧我的身體,東海還參加了當年洛杉磯幼兒園師生的一些活動,東海幼年時在這個幼兒園待過,與李鐵映、楊勇等許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好朋友。東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兒園看望他們,小東海說: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藍家坪文抗結婚的,婚后我們去看望羅烽的母親羅老太太。當時我們一排四個窯洞,分別住著高長虹、羅烽的母親、張仃(后來曾擔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丁玲。丁玲對羅老太太說,我們愛得很苦。我們結婚沒有張揚,沒有請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陳云同志,丁玲告訴他我們結婚了,陳云同志表示祝賀,說要把各個方面的關系處理好。
           
            丁玲對于她的歷史,都很坦率地對我說,我也從沒有對她的政治身份有過懷疑。她曾對我說,在南京時她得了傷寒,大病一場。住在醫院里,田漢、陽翰笙兩人去看她,她聽見他們在外面的說話聲,她知道他們也被捕,在南京演了戲,她很痛心,開始不想相見,怕徒增雙方的難過,后來還是讓他們進了病房,坐了5分鐘。他們叫她“冰之小姐”。從這件事我就判斷丁玲在南京沒有叛變,她不忍相見,說明她對同志的感情。所以后來幾次運動中,我都站出來為她辯護。1956年審查丁玲歷史時,陸定一、周揚他們說丁玲被綁架后開始還有斗爭,后來就沒有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說丁玲在南京時始終在同敵人斗爭,如果她有過動搖,就不會逃離南京。
           
            我與丁玲的結合,有些朋友對我們的關系能否長久表示擔心。我知道,自己不應該也不可能再有變化,我不能錯了一次還錯第二次。丁玲是值得我去愛的,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愛的。我欣賞她的為人,她在西戰團的工作,她一生的創作,我希望她能不斷取得成功。她是個熱情、正義、直率的好人,值得我終生幫助她。丁玲并不總是那種男性化的風風火火,她也有女性嫵媚的一面。我們新婚后,沒有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礙工作。我對她說,我沒有當爸爸,也當不好這個角色。
           
            5 祖林從不喊我叔叔,總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
           
            我們是反封建的,在孩子問題上,我的觀念也是不順從封建傳統的。我們都有了孩子,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烈士的遺孤,都是革命的后代,也都是我們的后代。我對祖林、祖慧也視若己出。1944年祖慧在延安得了一次猩紅熱,她往日都住學校,開始兩天發燒是在我們窯洞里,一天,有位醫生來我們這里,談話間得知還有個小病人,一檢查,要我們趕緊送醫院。我立即抱著她去醫院,丁玲跟在后面。幾天后祖慧出院,但還需要繼續隔離,只好把她安置在山上單位的空窯洞里,每天想盡辦法為她改善伙食增加營養。我們結婚,祖林雖小,似乎不樂意。我每次陪丁玲到安塞幼兒園和保小去看他們兄妹時,都要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孩子們不愿見,不叫媽媽,假日接回家也不肯回,寧愿呆在學校里,和同學小朋友在一起。祖慧也明白,丁玲去幼兒園看她,幼兒園的阿姨讓她叫媽媽,她就是不叫。祖林從不喊我叔叔,總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直到解放后他去蘇聯留學,寫來一封信,信上說:“我想還是應該喊叔叔。”這是他的主動,我覺得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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