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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敏——《可愛的中國》

          時間:2012-02-07 15:34:37編輯:中國紅故事

          “中國一定有個可贊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時,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健康將代替了疾苦,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殺,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凄涼的荒地!”

          ——方志敏《可愛的中國》

          “這間囚室四壁都用白紙裱糊過,雖過時已久,裱紙變了黯黃色,有幾處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塊的黑色斑點;但有日光照射進來,或是強光的電燈亮了,這室內仍顯得潔白耀目。對天空開了兩道玻璃窗,光線空氣都不算壞。對準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著一張黑漆色長方書桌,桌上擺了幾本厚書和墨盒茶盅……驟然跑進這間房來,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觀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邊那個釘著鐵鐐一望而知為囚人的祥松(方志敏在文中的化名),或者你會認為這不是一間囚室,而是一間書室了。”

          就是在這間囚室中,方志敏寫下了他的遺作——《可愛的中國》。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率部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捕。被捕后,他被押送到南昌,囚禁在國民黨“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內,直至8月6日被殺害。

          在被關押的6個多月里,方志敏在獄中一共撰寫了16篇文稿,共計13萬多字。他希望把“十余年斗爭的經驗,特別是這次失敗的血的教訓”,用筆寫出來貢獻給黨。這類文稿包括《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給黨中央的信》《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等。

          在獄中給黨寫信,困難可想而知。方志敏曾記述說,他“手執著筆,一面構思在寫,一面卻要防備敵人進房來”。

          為掩人耳目,“他的桌上常擺著一篇公開的文稿,寫給黨中央的(文稿)則放在下面”,方志敏的女兒方梅說。方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那篇放在最上面的文稿“很多去勸降的人,都在他的桌上看見過”——這是后來家喻戶曉的《可愛的中國》。


          為越獄拖延時間

          剛被俘時,方志敏并沒有在獄中撰寫文稿的打算。他在后來的文稿中寫道,“初入獄的時候,以為馬上就會槍斃了”,“死,是無疑的了。什么時候死,不知道。生命捏在敵人的掌心里。”但他對死并不畏懼,“一個革命者,犧牲生命,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著的,歷史上沒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會得成功嗎?為黨為蘇維埃流血,這是我十分情愿的。”為此,方志敏還和一起被俘的戰友們商量臨刑前的口號。

          被俘沒有動搖方志敏的意志,但失去自由也讓他感到屈辱和懊悔。方志敏曾毫不隱諱地寫道,“我在被俘以后,經過繩子的綁縛,經過釘上粗重的腳鐐,經過無數次的拍照,經過裝甲車的押解,經過幾次群眾會上活的示眾,以至關入籠子里,這些都像放映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過去!我不愿再去回憶那些過去了的事情,回憶,只能增加我不堪的羞愧和苦惱!我也不愿將我在獄中的生活告訴你們。朋友,無論誰入了獄,都得感到愁苦的屈辱,我當然更甚。”

          在獄中,讓方志敏更痛苦的是紅十軍團的失敗。這次失敗使得他“8年斗爭創造出來的紅十軍團,除皖南留下一營與已轉回贛東北800人外,差不多是完全損失了”。被俘之前,在懷玉山被圍的時候,看到敵人“連續10余天的搜索,十軍被敵一批一批地繳槍的時候”,他心如刀割,“幾次想拿起手槍向自己腦殼上放一槍自殺”。在獄中,他更是為此常常“自己罵自己”,甚至捏緊拳頭捶自己,邊捶邊說“打死你這個無用的死人!”“羞辱啊!被萬惡的國民黨,繳槍……俘虜……”

          為了總結紅十軍團失敗的原因,被關押在南昌的方志敏,“沒多久就開始秘密寫文稿了”,方梅說。剛到南昌看守所時,方志敏與紅十軍團團長劉疇西、紅19師師長王如癡和紅軍學校第五分校教育長曹仰山關押在一個囚室內。劉疇西與王如癡在獄中常下棋,方志敏對棋沒興趣,就一個人看書、寫作。

          方志敏曾囑咐王如癡“寫一寫紅軍的建設”,但王如癡認為“寫出寄不出,沒有意思,不肯寫,仍舊與劉整日下棋”。聽了他的話,方志敏自己也猶豫起來,“停了10幾天沒有執筆,連前寫好了萬余字的稿子都撕毀了。”

          入獄一個月后,方志敏獲悉國民黨當局對他的案子準備“緩辦”,“于是改變了等死的心態,決定越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吳殿堯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此后,方志敏改變了獄中的斗爭策略。對勸降的國民黨要人們,他不答話,更不與他們爭辯;而對于下層士兵,如看守兵和衛兵們,則不放棄每個時機,向他們做宣傳工作,極力爭取他們,以取得他們的幫助。

          另一方面,為了拖延時間,方志敏向軍法處提出要寫自傳。軍法處得知后,趕緊提供紙張筆墨。對于這次“撒謊”,他在獄中文稿中說,“我能舍棄一切,但不能舍棄黨,舍棄階級,舍棄革命事業。我有一天生命,我就應該為它們工作一天!


          “優待號”里的寫作

          自決心越獄之后,方志敏便開始積極做看守兵的工作。他在《在獄致全體同志書》中說,監獄里的“士兵亦極易接近。如我雖是一個重囚,找他們談話時,他們都很和藹可親地來和我談,自生活問題談到革命問題。他們之中很多被紅軍俘虜過,到過蘇區,都眾口同辭地說,蘇區好,紅軍好,很容易結成朋友”。

          方志敏被俘前曾在江西弋陽、橫峰等地領導武裝革命,創建了贛東北蘇區,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先后任贛東北省、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紅十軍、紅十一軍政治委員,中國閩浙贛省委書記,在閩浙贛三省很有影響。看守們雖是國民黨的兵,但對這個共產黨的“大官”也很敬畏和好奇。

          “我父親寫一手很漂亮的毛筆字,為了爭取看守兵,他就給他們寫字條。”方梅說,這些看守接到字條后都很高興,沒人時偷偷跑到廁所里面打開看,上面寫著“你為誰當兵啊?你愛你的母親嗎?中國就是你的母親!”

          就這樣,“方志敏在獄中前后爭取了差不多10個看守,與他相處如朋友一般”,江西省方志敏研究會副會長楊子耀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其中一個叫高家駿的,日后成為方志敏獄中文稿的傳稿人。軍法處曾向蔣介石報告說,“方志敏冥頑不化,見佛滅佛,勸導者昂然而進,頹然而歸,更有為之傾倒者,獄卒爭相為之奔走。”

          1935年4月下旬,敵人把方志敏從監獄的普通號轉囚到“優待號”。看守所所長凌鳳梧解放后在給方志敏妻子繆敏的信中說,國民黨當局的意圖,是因為方志敏“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犯,官廳為著要迅速改變他原來的主義信仰,才將他從普通號搬到‘優待號’來”。不過,這在客觀上給方志敏撰寫獄中文稿提供了便利,《可愛的中國》就是方志敏到“優待號”后完成的第一篇文稿。

          當時“優待號”還囚禁了不少國民黨的高官,包括后來成為方志敏囚友的國民黨中央政府監獄原典獄長胡逸民。楊子耀介紹說,“優待號”的居住條件和招待所差不多,一人一間,每人每月還發薪餉,如果覺得監獄的飯菜不合口,還可以托看守到外邊點菜。那年農歷五月初五端午節,方志敏在“優待號”準備了幾樣菜,經看守所所長凌鳳梧同意,讓被囚在普通號的劉疇西、王如癡、曹仰山一起過來聚餐。由于當晚值班的看守班長“已交成朋友”,四人一直談到晚上10點鐘“收攏”的時候才散。


          為階級更為民族

          《可愛的中國》全文約17000字。方志敏在文后附言寫道:“這篇像小說又不像小說的東西,乃是在看管我們的官人們監視之下寫的。所以只能比較含糊其辭地寫。這是說明一個×××(即共產黨,編者注)員,是愛護國家的,而且比誰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斷者誣蔑的讕言!”

          吳殿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方志敏被捕入獄后,很多國民黨的官員來監獄“看望”他,勸他投降。這些人都很敬重他,承認他是一個革命者,但認為他只顧工農階級的利益,忽視了民族的利益,并不是熱心愛中國愛民族的人。方志敏聽后覺得這“簡直是對我一個天大的冤枉”,他說,“真正為工農階級謀解放的人,才正是為民族謀解放的人”。

          “從內容上看,《可愛的中國》這篇文章就是要回答一個革命者是不是愛國的問題。”吳殿堯說。

          文章從方志敏年輕時的所見所聞講起,揭露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任意宰割,希望“喚起全國民眾起來斗爭,都手執武器,去與帝國主義進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斗爭,將他們打出中國去”。

          方志敏在文中把祖國比喻成母親。他寫道,以言氣候,中國處于溫帶,不十分熱,也不十分冷,好像我們母親的體溫,不高不低,最適宜于孩兒們的偎依。以言國土,中國土地廣大,縱橫萬數千里,好像我們的母親是一個身體魁大、胸寬背闊的婦人。中國許多有名的崇山大嶺,長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豈不象征著我們母親豐滿堅實的肥膚上之健美的肉紋和肉窩?中國土地的生產力是無限的;地底蘊藏著未開發的寶藏也是無限的;廢置而未曾利用起來的天然力,更是無限的,這又豈不象征著我們的母親,保有著無窮的乳汁,無窮的力量,以養育她四萬萬的孩兒?至于說到中國天然風景的美麗,不但是雄巍的峨嵋,嫵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蕩,與夫“秀麗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稱羨;其實中國是無地不美,到處皆景,自城市以至鄉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飾和培植,都可以成流連難舍的勝景;這好像我們的母親,她是一個天姿玉質的美人,她的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愛慕之美。

          方志敏還在文中展望說,中國一定有個可贊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時,中國的面貌將會被我們改造一新。所有貧窮和災荒,混亂和仇殺,饑餓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殺滅中國民族的鴉片毒物,這些等等都是帝國主義帶給我們可憎的贈品,將來也要隨著帝國主義的趕走而離去中國了。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苦,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殺,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凄涼的荒地!

          江西省九江學院教授陳忠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與當年許多革命領袖不同,方志敏不僅親自領導武裝革命,同時也很注重文化學習,可謂文武雙全。“因此,即使進了監獄,他也不是只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而是以自己的文學修養,以自己的寫作和言行,去感化周圍的國民黨人,到了后來,連看守都成了他文稿的傳稿人。如果沒有一個可貴的品格,是難以做到這一步的。”

          據楊子耀介紹,方志敏一生愛整潔,不論軍裝還是便裝,從沒有過帽歪領斜,不扣風紀扣的時候。即使是行軍路上或戰場上,只要是身上沾有灰塵,他都會用手指撣掉。還有他的頭發,無論什么場合,都梳得整整齊齊。在監獄里,方志敏也沒有改變這個習慣。有一次,他見同自己一起被俘的紅19師師長王如癡蓬頭垢面,便勸他去洗一洗。王如癡說,快見馬克思的人了,還講究那么多干嗎。于是,方志敏要來熱水,親自為他洗頭。邊洗還邊說,就是去見馬克思,也要干干凈凈、整整齊齊地去見。

          方梅則回憶說,她母親繆敏曾對她講過,方志敏從不留胡子,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他會每天刮胡子,只是到了監獄后才有了胡子,那是因為條件所限,“可現在所有的方志敏的畫像上都是有胡子的,好像沒有胡子就不是方志敏,實在是一種誤解”。

          《可愛的中國》也充滿了文人的浪漫主義色彩。

          方志敏在文章最后說:“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瘞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這朵花你們就看作是我的精誠的寄托吧!在微風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點頭,那就可視為我對于中國民族解放奮斗的愛國志士們在致以熱誠的敬禮;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搖擺,那就可視為我在提勁兒唱著革命之歌,鼓勵戰士們前進啦!”

          1935年秋,方志敏在“優待號”中的囚友胡逸民被保釋出獄。離開監獄時,他受方志敏生前囑托,把包括《可愛的中國》在內的一批文稿暗藏在行裝中帶出。1936年11月,這批文稿幾經周折轉交到共產黨人馮雪峰手里,并被保存在上海某銀行的保險箱里,直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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