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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為何堅持重判文革紅人聶元梓?

          時間:2013-11-08 20:59:25編輯:中國紅故事

             一些了解鄧小平的人說,他在權衡如何懲罰人時,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會讓個人感情影響決定,然而他特別嚴厲地堅持要判聶元梓10年以上的徒刑,因為正是聶在北京大學發動的政治批斗導致了鄧樸方的癱瘓和大約60名教職工的死亡。
           
            鄧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后的幾年,五個孩子也不斷受到紅衛兵的攻擊。鄧林和鄧楠在工作單位挨批,另外幾個孩子則在學校里受迫害。他們只要敢走出家門,紅衛兵就有可能認出他們,把他們攔住進行辱罵。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后孩子們更是同舟共濟有甚于以往,他們堅信父親的清白,從未有過動搖,堅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時艱。鄧小平深知孩子們因為受到自己的牽連而受苦。對于家庭以外的干部,鄧小平是同志,黨的政策高于私人關系,但是他與妻子卓琳以及他們兒女的關系卻不以政策為轉移。他們之間忠心耿耿,相互關愛,總是以家庭為重。鄧小平從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顧,他們也沒有一個人與鄧小平斷絕關系。對給他家做事的人——司機、廚師、勤務兵和他的秘書王瑞林,他也保持著親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1966至1972年與鄧小平分開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擔任鄧小平的秘書,從1952年他20歲起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鄧小平視其為鄧家的一員而更甚于一名同志。
           
            “文革”期間,孩子們的麻煩是從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社論開始的。這篇社論雖然沒有點名,但顯然是針對鄧小平的。他的三個女兒立刻斷定那些指責全是不實之詞,她們也從未向紅衛兵或其他人提供過可以用做批判父親的證據的新材料。卓琳后來表揚自己的孩子說,即使受到壓力,所有的孩子都沒有譴責過自己的父親。
           
            鄧小平在江西寫的大多數信件都是為了請求允許孩子回家探親,安排他們在南昌附近工作,讓鄧樸方得到必要的治療。鄧榕說,他一生中除了為孩子以外,從來沒有寫過這么多信。鄧小平估計這些信會轉給毛澤東,因此也是在向毛提醒自己還在江西、準備接受對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內容都是跟孩子有關的事。北京的答復有時拖延很久,但孩子們最終都獲準前來江西探望父親,每次至少兩周,不過鄧榕得到允許住更長的時間。1969年12月,先是鄧榕,然后是鄧質方,都獲準在冬季農閑時間住在家里,但春耕開始前兩人還要回到農村的生產隊。接著回家的是當時在國家科委工作的鄧楠及其丈夫,兩人于1971年春節獲準回家探親。鄧楠在江西生了一個女兒,這是鄧小平的第一個孫輩子女。長女鄧林也獲準在春節時回家探親。這些探親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毛澤東仍然覺得,與劉少奇和其他干部相比,他同鄧小平的關系要更親密一些。
           
            五個子女中鄧樸方最了解上層的政局變化。他在江西的出現使父親有機會聽到更多關于學生政治斗爭的細節,感受到北京的政局。后來,一些了解鄧小平的人說,他在權衡如何懲罰人時,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會讓個人感情影響決定,然而他特別嚴厲地堅持要判聶元梓10年以上的徒刑,因為正是聶在北京大學發動的政治批斗導致了鄧樸方的癱瘓和大約60名教職工的死亡。
           
            “文革”之后,甚至在1997年鄧小平去世后,他的五個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仍然同住一院。鄧樸方投身于殘疾人的工作。鄧楠從事科技管理工作,后被提拔為國家科委副主任。在江西時,根據鄧小平的請求,女兒鄧榕在離鄧小平住處不遠的南昌學醫,鄧質方在那里學物理。鄧榕在1980年到中國駐華盛頓使館任職了兩年,擔任促進文化交流的工作。由于這項工作,她成了撰寫家史的作者,還領導著一個促進中外領導人交流、幫助贊助西方音樂演出的基金會。鄧質方在美國留學8年,拿到了羅徹斯特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學位。隨后他進入一家從事技術進出口的公司,后來又搞了一個從事房地產和通信裝備的分公司。
           
            1973年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的聽力已開始下降。他平時不參與兒孫湊在一起的聊天,不過有孫兒繞膝,看看電視節目,也讓他十分開心。如果他參與孩子的聊天,他們會直接沖著他耳邊說話,告訴他自己的見聞,說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據鄧榕說,父親對自己的經驗和判斷力十分自信,很少受到他們意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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