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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劍英領導粉碎四人幫 促使鄧小平成第二代領導核心(1)

          時間:2013-05-16 23:24:24編輯:中國紅故事

            核心提示:在粉碎‘四人幫’后,他大力支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出來領導,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粉碎‘四人幫’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是由各種因素形成的,但是葉帥起了主要的作用。

            

           

            1969年12月,因“戰備疏散”到了湖南的葉劍英,向前來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樣原因到了江西的鄧小平的生活狀況,并說:“中國可以沒有我葉劍英,不可以沒有小平同志。”20世紀70年代末,面對“非毛化”浪潮,葉劍英多次說:“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今天可能還在黑暗里徘徊,還在上海的租界里開會。”這些都是葉劍英發自肺腑的真心話。中國不能沒有毛澤東,也不能沒有鄧小平,正如一首歌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和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進新時代》中所唱的那樣:“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

            然而,真的“中國可以沒有葉劍英”嗎?沒有葉劍英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子?沒有葉劍英的毛澤東、鄧小平會是什么樣子?相信讀者在了解了晚年葉劍英之后自然就會明白,中國同樣不可以沒有葉劍英。

            “文命”期間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將”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說:“葉劍英,父親解放前與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別‘文化大革命’以后,兩人可真是肝膽相照,共解國難。”

            “文化大革命”中期,鄧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復生”即通常所說的“二落二起”,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毛澤東對鄧小平采取了與劉少奇不同的處理辦法。1968年10月31日,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還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

            葉劍英對毛澤東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識到,把劉、鄧拆開來,話只是一句,但含義很深。葉劍英也明白,毛澤東樹立林彪為接班人,公開場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趨緊隨其后,但在私下里,毛澤東卻從未與林彪“親密無間”;明知道林彪不容鄧小平,而毛澤東卻偏偏保留鄧小平。把劉、鄧拆開,難道僅僅因為鄧的“問題”沒有劉的大?看來也許在那個時候,在林彪最“紅”的時候,毛澤東就想到或者已經在準備著些什么。

            葉劍英盡管在總體上得到毛澤東的信任,盡管努力跟上毛澤東的步伐,卻仍然因為對林彪、江青極左勢力的抵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1967年1月,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關于穩定軍隊的專題發言。會后,他拿著全國軍分區以上軍事單位受到沖擊的統計表,當面斥責江青,指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穩定軍隊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軍委碰頭會上,義正詞嚴地拍案斥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黨亂軍的罪行,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頭會上憤怒地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你們把黨、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你們到底想干什么?”結果,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將”,遭受圍攻批斗和打擊迫害。雖然葉劍英在1969年4月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是實際依然處于“靠邊站”的狀態。


            林彪叛逃之后葉劍英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葉劍英結束長達300天的“戰備疏散”生活,從長沙飛回北京,8月下旬上廬山出席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會上,林彪、陳伯達等人搞突然襲擊,拋出所謂“稱天才”的材料,堅持設國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搶班奪權。毛澤東決定先拿陳伯達開刀。葉劍英在毛澤東處領命后,以周恩來特別顧問的身份,率領工作組到福建、廣東等地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為批陳整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將來臨、如驚弓之鳥般的林彪一伙駕機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隨后,葉劍英重新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

            葉劍英受命于危難之際,深感責任重大。在考慮如何加強中央軍委的領導、整頓軍隊、肅清林彪的流毒和影響、提高部隊的戰斗力的時候,他想到了已經被“打倒”六七年、此刻還遠在江西的鄧小平。據當時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李德生回憶:“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后,葉帥重新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當時,軍隊建設受到嚴重破壞,亟待整頓,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這些工作時,又必須同江青反革命集團作斗爭。‘投鼠忌器’,斗爭形勢復雜艱巨。我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總政治部主任,負責承辦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具體事宜,這時我同葉帥有了密切接觸……葉帥曾向我談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黨中央、毛主席提議,盡快讓小平同志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并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經多次對我說,老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治政治軍離不開他們。”葉劍英不顧打倒鄧小平的文章、口號依然充斥報紙和街頭的情況,多次向毛澤東建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給毛澤東精神上的打擊是沉重的。他開始進行審視和反思,并在一些場合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為一些人恢復名譽和工作。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時,當著葉劍英的面對大家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葉劍英談話時又表示:現已證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中央關于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是逐級傳達的。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鄧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樣很遲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鄧小平在聽中央文件傳達后的第三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鄧小平在第四次聽了關于林彪集團罪行的中央文件傳達后,再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澤東看了鄧小平的信并寫下如下批語:“請總理閱后,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和《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澤東已經在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了。

            1973年鄧小平復出后,葉劍英主抓軍隊整頓

            1973年,形勢依然錯綜復雜。毛澤東一方面繼續堅持“左”的路線,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來和葉劍英的工作。毛澤東對于周恩來,既不太滿意,又離不開他,因為他覺得周恩來的一些想法與他相距甚遠,但整個黨政軍和全國大局全靠周恩來支撐著。偏偏這個時候,周恩來得了不治之癥。運動要搞,國家的日常工作也總得有人來維系,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做出了讓鄧小平盡快復出的決定。


            1973年2月,鄧小平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葉劍英特別高興,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紹軍隊的情況,征求他對軍委擴大會議籌備工作的意見。隨后,周恩來抱病連續幾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3月10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1973年8月,黨的十大召開。與九大相比,十大的組織路線沒有多大變化,更多的追隨中央文革的投機人物和造反派進入中央委員會。讓人慶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其中就有鄧小平。在隨后召開的十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繼續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被選為副主席。會后,葉劍英向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在軍內兼職,并參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12月,鄧小平參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工作。從以下一段毛澤東的談話中可見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說:“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后開二中全會追認。”散會后,除毛澤東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轉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主持繼續開會,落實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會議一致同意鄧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和參加政治局工作,作為政治局委員將來提到十屆二中全會追認,并補為軍委委員,參加軍委和軍委辦公會議的工作。

            四屆人大召開前后,江青集團先是謀求組閣大權,后又企圖插手軍隊的人事安排。1974年秋,毛澤東已將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給王洪文主持。鑒于周恩來的病情越來越重,國務院也急需有人接替周恩來主持日常工作。10月4日,在武漢的毛澤東讓秘書給王洪文打電話,并讓王洪文轉告周恩來: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后做出的一項重要決定。10月20日,毛澤東通過陪同外賓前來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向中央轉達他的建議:“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的意見,我贊成他的意見辦。”11月6日,毛澤東見到陪同外賓來長沙的李先念,當李先念講到“小平同志問題解決了,沒有問題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時,毛澤東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圈閱的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與鄧小平談話中還說:“你當總參謀長是葉帥提議的,我贊成的。”

            1975年驚心動魄的整頓,被今天的史學家稱為“歷史轉折的前奏”,是黨內健康力量同占據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團展開特殊斗爭的一年。在周恩來病重住院的情況下,鄧小平和葉劍英,一個主政,一個主軍,密切配合,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貢獻。

            葉劍英繼續大力抓軍隊的整頓。1月26日,他寫信給毛澤東,鑒于1971年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有所變化,為了加強對軍隊和戰備工作的具體領導,建議以西沙戰后成立的軍委六人小組為基礎,擴大組成軍委常委會,并對軍委組成人員提出了具體意見。葉劍英的信得到毛澤東的批準。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有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等11人為常務委員的中央軍委常務委員會。這次軍委領導成員的變動,對于軍委和全國局勢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軍隊的整頓對1975年全面整頓來說至為關鍵。自從2月毛澤東同意葉劍英的建議,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恢復軍委常委會,使得一些將帥重新走上最高軍事領導崗位以后,葉劍英就在他主持的軍委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把醞釀已久的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籌備工作提上議事日程。經毛澤東同意,軍委擴大會議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常委,軍委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軍事科學院和軍委直屬軍事院校的負責人共70多人。會議由葉劍英主持,集中討論并通過了《關于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和安排超編干部的報告》。7月14日,鄧小平在會上就軍隊整頓和“消腫”問題,做了重要講話。15日,葉劍英做了會議總結講話。

            形勢陡然逆轉鄧小平再次被打倒

            葉劍英的總結講話,首先分析了美蘇爭霸的國際形勢,重申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強調整頓軍隊、加強戰備的重要性。然后重點講了部隊精簡整編和安排超編干部問題。葉劍英最后談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問題。他在發言中,還揭露了江青插手軍隊、妄圖搞亂軍隊的惡劣行徑。他提醒大家: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以后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么做!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

            軍委擴大會議以后,中共中央于7月25日發出通知,將鄧小平和葉劍英在會上的講話轉發全黨學習。葉劍英抓緊時機,趁熱打鐵,對軍隊各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組織調整。經黨中央、毛澤東批準,組成了以葉劍英、聶榮臻、粟裕、陳錫聯等為成員的領導小組,從8月至年底,對軍隊25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逐個地進行調整配備。他直接了解各單位領導班子主要成員的情況,特別注重了解他們在同林彪集團斗爭中的表現和對“四人幫”的態度。政治上不強的干部,堅決不予重用。對于一些犯了錯誤而又能改正的人,本著黨的干部政策也予適當地安排工作。在調整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同時,葉劍英還著手對駐北京市及其附近戰略要地的部隊進行整頓和調動。總之,通過1975年軍隊整頓,調整配備了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使槍桿子牢牢地掌握在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人手里,在決定民族、國家和黨的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無法插手軍隊,最終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頓,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做好了物質和精神準備,這就是歷史做出的結論。

            1975年,善于抓住機遇的鄧小平將毛澤東的幾次講話精神歸納為“三項指示為綱”,并以此為旗號,將全面整頓引向高潮,使全國各項工作出現了轉機。直到1975年9月,毛澤東對鄧小平進行的全面整頓,還是持支持的態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鄧小平作為周恩來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選之一。9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我們有8億人口。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82歲了,我也有病。毛澤東用手指著陪同會見的鄧小平說,只有他算一個壯丁。

            不幸的是,形勢在很短時間里陡然逆轉,而逆轉的直接緣由是兩件引起毛澤東重視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匯報遼寧省的情況時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兇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復。”毛遠新的話刺激了毛澤東,因為他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而反對的人不少,所以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原則問題。第二件事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給毛澤東寫信。劉冰等人的兩封信分別寫于8月和10月,都是由鄧小平轉交的。毛澤東看第一封信后沒表示什么;看了第二封信后感到很不滿。他認為劉冰等的意見代表了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甚至要算賬的一批人的態度。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后對李先念等人說:“他們信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么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11月2日,毛澤東把這兩件事聯系起來,對毛遠新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顯然,毛澤東不能容忍任何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發生。不過,毛澤東這時對鄧小平的批評還不是要打倒他,而是為了統一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他要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做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是,毛澤東沒有想到,鄧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為由,委婉地拒絕了這個要求。毛澤東十分失望。在毛澤東的默許下,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對鄧小平進行了錯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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